【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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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数字技术与金融相结合使得新兴的数字金融业态得以形成,与此同时传统金融的服务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而如何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让金融更好的服务于企业以提升企业价值,对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从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获得2011年至2021年中国A股的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发明专利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最后得出1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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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数字技术与金融相结合使得新兴的数字金融业态得以形成,与此同时传统金融的服务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而如何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让金融更好的服务于企业以提升企业价值,对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从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获得2011年至2021年中国A股的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发明专利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最后得出1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可用样本观测值数据为15301条,并且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地区金融监管强度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分别存在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通过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研究得出的5个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并且分维度来看,随着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不断发展,亦能够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金融发展在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效应和滞后效应,表现为将数字金融作为解释变量滞后一至五期进行回归后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仍然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相对中西部企业,数字金融对东部企业的价值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数字金融对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显著。（4）企业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价值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5）地区金融监管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价值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在较强的地区金融监管环境下,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被显著削弱。通过从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作为中介变量、金融监管作为调节变量这一新颖的研究路线深入剖析数字金融对于企业价值影响的机制后,研究所获得的成果一方面弥补了已有的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企业创新和企业效率等角度而较少关注企业价值的不足,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如何实现将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价值有效结合、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我国应加大数字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使数字金融惠及更多的企业,从而实现金融更好服务实体企业的本质意义。（2）企业管理者应重视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让数字技术及数字金融为企业发展赋能,更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3）重视数字金融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我国中西部数字金融发展相对东部较落后,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支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中西部传统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使中西部企业能享受由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4）金融监管部门应引入监管科技领域的人才,掌握市场中前沿的数字金融新产品和新技术,从而更具针对性的制定适度的金融监管政策。同时引入金融监管“沙盒机制”,让前沿的数字金融创新活动有试错的空间和创新的土壤,可为后续制定相应的对称监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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