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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上市公司管理权与所有权是两权分离的。经理人是由董事会任命管理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人，掌握公司的管理权。他们相较于股东对公司日常管理运营、公司投融资决策等更具有专业性和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在有效公司治理的环境下，公司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是独立有效的，他们能够及时对管理层的才能和经营表现进行评估，拥有选择、聘用以及解聘管理层的权利。当公司业绩持续低迷时，董事会更换高管的概率上升。高管更换决策常常也会引起公司业绩的改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制度的完善，曾经的国有企业已经有许多选择了改制上市，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了规范化的经营，经理人市场逐步形成。据笔者统计，2000年至2012年间国内上市公司高管更替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达到峰值591起。这些数据表明，高管更替已经是公司内部较为普遍的选择，研究高管更替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也是势在必行，因此本文选取了其中一个角度对高管更替事件做研究，即高管更替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间发生了一次且仅发生了一次完整总经理更替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国内上市公司高管更替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由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董事会能有效评估总经理能力、监督总经理行为。因此当董事会做出高管更换决策时，他们应当已经对当前高管才能、公司所处行业业绩以及公司自身业绩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想通过更换高管达到经营业绩提升或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的目的。进一步，总经理离职的原因不同对经营业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有的高管因为达到退休年龄或者自身健康问题而离职，他们管理公司的行为或决策与他们的离职决定无关。这类离职相对而言可预期、不确定性低，通常对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不会产生巨大影响，这类高管更替称为正常高管更替。正常高管更替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多来源于继任高管的特性，因此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另一类高管更替被称作非正常高管更替，它是由当事人管理公司的行为或决策导致的变更。非正常高管更替通常涉及的离职原因有：涉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这一类高管更替通常是董事会的决定。本文中依据总经理离职原因将高管更替分为正常高管更替和非正常高管更替。综上，本文的主要假设为：
假设一：相对于无高管更替的上市公司，更替后的公司经营业绩会有显著提高；
假设二：相对于发生正常更替的上市公司，非正常高管更替后的公司经营业绩会有显著提高。
为了研究总经理更替前后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和了解公司发生高管更替前的公司、高管特征，笔者选取了2008年至2015年所有相关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使用的是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假设一时，笔者首先利用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发生高管更替的公司与未发生高管更替的公司进行打分配对，再将配对好的公司数据带入双重差分模型中来检验发生高管更替的公司在高管更替后的未来几年业绩是否有显著提升。在检验假设二时，笔者首先利用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发生非正常高管更替的公司与发生正常高管更替的公司进行打分配对，再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相比于正常更替，非正常高管更替是否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更显著。
假设一实证结果表明，在以会计指标衡量公司业绩时，高管更替使得三年后公司业绩提升14.6%，且提升效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市场指标作为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时，模型结果显示高管更替三年后市场指标有提高的趋势，但此趋势不明显，高管更替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无法得出与会计指标相同的结论。
假设二实证结果表明，以会计指标衡量公司业绩时，相较于正常高管更替，非正常高管更替对公司业绩有显著促进作用，三年后公司业绩提升4.7%。以市场指标衡量公司业绩时，非正常高管更替使得经营业绩升高8.3%，但是此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笔者认为市场指标不显著的原因有四：（1）中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投资者素质仍需加强，对于市场信息的鉴别水平差异大，股票市场对公司业绩的反应并不十分准确；（2）股票价格对信息的反应十分迅速，股价对业绩的长期反应往往受到突发信息的影响，因此对于较长的研究期限市场指标的解释效力有限；（3）我国股票价格波动大，受国家监管和调控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股价对信息的反应；（4）本文中的市场指标未经过行业调整。
因此本文的结论为相对于无高管更替的上市公司，更替后的公司经营业绩会有显著提高；相对于正常更替，非正常高管更替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更显著。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模型新颖，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是常见的计量方法和计量模型，但是在对上市公司高管更替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中，尚无学者结合这两种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多利用logistic模型，估算高管更替的可能性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有些会利用自己推演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笔者对此问题选取的研究方法既是对已有文献的拓展又增添了新的计量模型。（2）研究期间新，笔者选取的研究期间是2009年到2012年，涉及到的数据时间区间为2008年到2015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的逐步深化，公司治理结构也逐渐优化，因此相较于前人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具有良好实证结果的同时，也恰巧能反映出国内金融改革的一些成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制度的完善，曾经的国有企业已经有许多选择了改制上市，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了规范化的经营，经理人市场逐步形成。据笔者统计，2000年至2012年间国内上市公司高管更替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达到峰值591起。这些数据表明，高管更替已经是公司内部较为普遍的选择，研究高管更替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也是势在必行，因此本文选取了其中一个角度对高管更替事件做研究，即高管更替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间发生了一次且仅发生了一次完整总经理更替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国内上市公司高管更替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由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董事会能有效评估总经理能力、监督总经理行为。因此当董事会做出高管更换决策时，他们应当已经对当前高管才能、公司所处行业业绩以及公司自身业绩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想通过更换高管达到经营业绩提升或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的目的。进一步，总经理离职的原因不同对经营业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有的高管因为达到退休年龄或者自身健康问题而离职，他们管理公司的行为或决策与他们的离职决定无关。这类离职相对而言可预期、不确定性低，通常对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不会产生巨大影响，这类高管更替称为正常高管更替。正常高管更替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多来源于继任高管的特性，因此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另一类高管更替被称作非正常高管更替，它是由当事人管理公司的行为或决策导致的变更。非正常高管更替通常涉及的离职原因有：涉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这一类高管更替通常是董事会的决定。本文中依据总经理离职原因将高管更替分为正常高管更替和非正常高管更替。综上，本文的主要假设为：
假设一：相对于无高管更替的上市公司，更替后的公司经营业绩会有显著提高；
假设二：相对于发生正常更替的上市公司，非正常高管更替后的公司经营业绩会有显著提高。
为了研究总经理更替前后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和了解公司发生高管更替前的公司、高管特征，笔者选取了2008年至2015年所有相关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使用的是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假设一时，笔者首先利用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发生高管更替的公司与未发生高管更替的公司进行打分配对，再将配对好的公司数据带入双重差分模型中来检验发生高管更替的公司在高管更替后的未来几年业绩是否有显著提升。在检验假设二时，笔者首先利用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发生非正常高管更替的公司与发生正常高管更替的公司进行打分配对，再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相比于正常更替，非正常高管更替是否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更显著。
假设一实证结果表明，在以会计指标衡量公司业绩时，高管更替使得三年后公司业绩提升14.6%，且提升效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市场指标作为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时，模型结果显示高管更替三年后市场指标有提高的趋势，但此趋势不明显，高管更替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无法得出与会计指标相同的结论。
假设二实证结果表明，以会计指标衡量公司业绩时，相较于正常高管更替，非正常高管更替对公司业绩有显著促进作用，三年后公司业绩提升4.7%。以市场指标衡量公司业绩时，非正常高管更替使得经营业绩升高8.3%，但是此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笔者认为市场指标不显著的原因有四：（1）中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投资者素质仍需加强，对于市场信息的鉴别水平差异大，股票市场对公司业绩的反应并不十分准确；（2）股票价格对信息的反应十分迅速，股价对业绩的长期反应往往受到突发信息的影响，因此对于较长的研究期限市场指标的解释效力有限；（3）我国股票价格波动大，受国家监管和调控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股价对信息的反应；（4）本文中的市场指标未经过行业调整。
因此本文的结论为相对于无高管更替的上市公司，更替后的公司经营业绩会有显著提高；相对于正常更替，非正常高管更替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更显著。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模型新颖，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是常见的计量方法和计量模型，但是在对上市公司高管更替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中，尚无学者结合这两种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多利用logistic模型，估算高管更替的可能性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有些会利用自己推演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笔者对此问题选取的研究方法既是对已有文献的拓展又增添了新的计量模型。（2）研究期间新，笔者选取的研究期间是2009年到2012年，涉及到的数据时间区间为2008年到2015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的逐步深化，公司治理结构也逐渐优化，因此相较于前人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具有良好实证结果的同时，也恰巧能反映出国内金融改革的一些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