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到普通部门法,从行政法规到部门规章,从国家层面的立法到地方立法,几乎全部覆盖。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辉煌成就,但回望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仍有众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反思和研究。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刑事法特殊保护,是基于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的共识,以及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纲领性要求。面对我国未成人人口基数巨大的现实,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主要内容的刑事法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特殊保护,是人权保障的合理内核,是弱者权利保障的当然内容,也是我国对刑事犯罪进行“国家追诉”的应然状态。纵观我国未成年被害人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保护现状可以发现,在“国家亲权主义”影响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抛弃了“对等原则”,相对于在刑事犯罪中处于被害人地位的未成年被害人而言,刑法和刑事诉讼对犯罪中处于加害人地位的未成年犯罪人呈现出“保护主义”倾向,并有绝对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事法的公平、正义和对等价值取向,甚至成为了不可言说的“政治正确”。这种倾向和趋势体现在刑法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刑法分则已经将部分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进行了单独规定,或者作出了“从重处罚”的刑法规制,但刑法总则并没有及时反馈,造成刑法分则和刑法总则的不协调;在面临刑法保护的法益冲突时,刑法也没有遵循“儿童最大保护原则”的要求,在未成年被害人保护范围和年龄界定上均存在局限性。这种倾向在刑事诉讼法中主要体现为弱化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自诉案件中检察机关的缺位,以及被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扩权。在国家权力机关将未成年人定位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当下,刑法有责任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特殊保护。这些刑法的特殊保护措施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和努力:对故意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刑法总则应增设“从重处罚”条款;对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刑事案件的定罪处刑,以“对等原则”来平衡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法益保护冲突,避免现行刑法一方面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进行“从重处罚”,一方面又要对未成年人犯罪人进行“从轻处罚”的逻辑悖论;将故意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纳入特别累犯的范畴考量;以及在对故意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罪并罚时,将故意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采取单一并科原则进行综合考量,并且取消现行刑法对数罪并罚后最终执行刑期20年和25年的限制;同时,刑法应进一步明确对未成年被害人优先保护的原则,在面对刑法的法益保护冲突时,应该选择优先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理念。从刑事诉讼程序来看,对未成年被害人特殊保护措施大致可从三个方面做努力和突破:将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自诉纳入公诉案件范围;限缩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以及在刑事诉讼法解释对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解释出台之前,率先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