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唐代商业题材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唐诗史料为文本支撑,围绕商业——商人——士人——诗歌这一主线,系统分析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商业与诗歌间的深层关联,综合呈现多元立体的文学生态,重新定位其在唐代诗歌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缘起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再从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两方面论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考论了关涉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分析和肯定的基础上,亦对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论析;最后根据研究目的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考察范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考察了唐代商业与诗歌的内在联系,对唐代国内商业的发展轨迹予以了动态呈现。本章辐射商业中商业店铺和商业市场两个核心要素,择取最具时代新变和商业特色的代表性内容,以唐诗作品为切入点开展镜像分析,一是以“酒肆”一隅管窥唐代的商业店铺全貌,审视与探讨了诗歌的气质风貌与诗歌意象;二是以“坊市”“夜市”“草市”“花市”为例,对唐代商业市场的发展轨迹予以剖析,并深入挖掘诗中展现的时代特色与社会风尚。通过点面结合地论述,将商业题材诗歌的研究从经济考略纵深到人文视野。第三章聚焦于反映唐代国际商贸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商胡”主题,从诗歌入手考述“商胡”的族属来源及来华路线,探寻“商胡”在华的行动轨迹与聚居之地,展现了唐朝国际贸易兴盛发达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共融的景象。本章还着重对唐诗中的“商胡”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阐述,唐代诗人以局部侧写和全景素描的方式诗意渲染了“商胡”的诡谲体貌,新颖艺术的书写模式有助于唐诗题材、内容和技巧的拓展;对“商胡”重利轻身的冒险精神、慧眼识宝的超凡能力、重义好德的美好品德的多角度观照丰富了“商胡”的立体形象;对乡国梦遥的愁闷“商胡”的形象刻画则以思乡为契合点,通过“同化”体验的建构寻求彼此情感上的“同”以弥补胡汉间文化上的“异”,表现了唐人进步的民族观。唐诗中的“商胡”形象书写蕴含对异质文明的诗意呈现、审美体验、文化反思和历史回溯,视角独特,意蕴丰赡。第四章对唐诗中的“士”“商”关系予以重点阐发,通过深入剖析士商关系的嬗变轨迹和心态成因,论述士人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与情感。综观整个唐代社会,“士”对“商”的非难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根源有四:一是义利观下的“士志于道”与“逐利惟是”的价值取向差异;二是士人视角下的“贾雄农伤”的政治忧思;三是封建伦理家庭观标准下的情感批判;四是官商勾连背景下士不如商的激愤。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涨和身迹相合的心路发展,“士”与“商”的联系日渐加强,二者关系有所缓和与松动,“士”能对“商”的生活处境做出复杂多面的反映,“士”关注到“商”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与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在诗歌中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仕宦类商贾”的感叹中又抒发出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与赞扬。第五章着眼于商业发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第一节总结了商业发展对诗歌艺术风貌的影响,一是创作突破得益于关注重点的变换与文风倾向的转变;二是创作群体中妓女与商人成为新兴创作力量;三是创作体式的选择深受歌诗传唱审美导向的影响;四是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第二节以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为例探讨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作为潮流观察员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唐诗中出现的花卉种植新变,深入剖析了唐代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的时人心态,将这些新兴现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表现内容。第三节以“瑟瑟”的色彩转喻为例探讨外来商品对唐诗语汇的影响。“瑟瑟”是波斯、南诏和西域诸国官方进贡与贸易交流的珍稀商品,随着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广泛应用,逐渐被文人纳入到诗歌语汇之中。唐代诗人自白居易而降,有意识地将“瑟瑟”进行色彩转喻,用以代替“碧”所涵盖的青、绿、蓝等不同层次的颜色,将其转喻为江水碧色、茶末鲜色、衣饰丽色、松竹青色等色相,为诗歌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层次和新鲜个性的艺术境界,更创造性地将其与“猩猩红”对比,形成一对特定的意象组合,固化为诗歌中色彩对仗的修辞格式。唐代外来商品凭借诗人敏锐的审美体验、大胆新奇的意象转喻和生动夸张的艺术表现,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接受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