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正值安史乱后唐境内藩镇林立,外部强邻环伺的困境。作为安史乱后继任的第三代君主,内政诸项制度和外围的民族关系都亟待变革。内政与外患高度关联,对内政策的转变亦相应地影响了当时对周邻诸藩的交往思路和策略。本文以时间为序,以唐蕃、唐回、唐诏、蕃诏四角多方关系变化为主线,从主要事件和牵涉其中的关键人物着手,揭示诸方政权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诸政权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历史走向。唐廷对外民族政策的调整,首先取决于唐朝统治上层对局势的认知及其民族观念,其次与时局变化息息相关。这一时期唐廷与周邻民族政权及相邻各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化,关键因素仍取决于各政权自身实力的消长和内政的稳定与否。德宗即位之初,因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势,本欲立威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削藩措施,反而引发藩镇兵变,不仅造成内政动荡,致使自身两次銮舆播迁,甚至一度陷入生死攸关的危局。德宗在位二十五年看似政绩平平,然细究史料,结合其时唐朝面临的种种挑战加以审视,德宗不仅适时调整内外关系以求稳定国祚,同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亦有独到之处。其初期意欲德绥四方以安天下,故一改肃代两朝的民族政策,尝试主动西向联合吐蕃以稳北部边疆,从调遣兵力削藩未果,到后期接受大臣建议和自己民族观转变的情况下,抛弃对回纥的成见和宿怨,最终形成“北和回纥,南联南诏,西结大食”联合周邻以困吐蕃的民族政策。在此期间德宗稳定四方、巩固皇权,对内加强对藩镇控制力的初衷始终未变。综观安史乱后德宗朝与周邻各政权关系的演变,可见内政与外交环环相扣;加之其时唐境内的北方藩镇割据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亦或私自与周邻民族势力相互借势勾结,导致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进一步损耗唐朝本已衰落的国势和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