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为（Acipenser sinensis Gray）是大型的江海洄游性鱼类,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我国东海、黄海大陆架水域,在长江和珠江繁殖。近10多年没有发现珠江种群个体,处于灭绝边缘;随着葛洲坝截流,长江种群资源也严重衰退。如能够在长江上游重建中华鲟种群,这比全人工条件下的迁地保护更有优势,有必要开展相关基础性研究。本文对中华鲟在长江上游及三峡水库生境的潜在适应性方面进行了研究。2008年3～5月、7月和12月使用江底定置网和改良的Ekman采泥器（0.09 m²）对放流区域长江上游新市—江津段（418.5 km）、重庆—巴东段（650 km）和水富—江津段（340.5 km）进行了底栖动物调查,初步查明了长江上游及三峡水库底栖动物的种类、密度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综合既有数据,得出主要结果如下:长江上游总共获得大型底栖动物6686个,其中自然江段6169个,三峡库区517个,分属于27科28属29种。石蝇幼虫（Perla）、纹石蛾幼虫（Hydropsyche）、钩虾类（Gammaridae）和蜉蝣（Ephemera）等是自然江段的优势种群,而软体动物是库区的主要种类。自然江段底栖动物的时空分布特征明显,长江川江江段底栖动物漂流密度（driftdensities）皆高于金沙江、岷江,春季底栖动物漂流密度高于秋季。春季调查显示江段总平均密度为165.50 ind/100 m³,漂流密度较高的采样点出现在川江的李庄、南溪、大渡口、黄舣和白沙等地。漂流密度与水体流速大致呈负相关(y=511.08e^-0.094x,R²=0.67),最高漂流密度出现在南溪为1810 ind/100 m³,对应流速为0.17 cm/s。冬季底栖动物平均漂流密度急剧下降,仅为27.90 ind/100 m³,漂流密度较高采样点为李庄、神仙桥和弥沱等地。三峡库区由于受到调度方式及汛期等影响,透明度降低限制了初级生产力,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尚在演变之中,导致平均密度较低。此次库区调查中长寿至丰都段为底栖动物较丰富的江段,平均密度为91.77 ind/m²,而忠县至奉节库区江段没有或很少采到底栖动物。其中平均密度较高的采样点是长寿、丰都和支流神农溪,平均密度为577.8 ind/m²,最大密度为933.3 ind/m²出现在神农溪。2008年6月在金沙江下游江段先后放流200尾采用外挂标牌标记的7月龄幼鲟（全长43.0～64.0 cm,体重355.0～704.0 g）和5尾内置Vemco超声波标志的3～5龄幼鲟（全长120～138 cm,体重8.4～20.4 kg）,通过Vemco超声波遥测技术手段（固定监测站和人工追踪方式）结合误捕信息对标志放流鱼的迁移和分布进行为期90 d的密切监测。监测结果表明,5尾3～5龄超声波标志中华鲟在宜宾放流后,稍作停留,尔后或上或下皆离开放流点。其中1尾鱼放流后缓慢向下游动,然而6 d后在江安（放流点下游68 km）误捕死亡;1尾鱼在放流后向下游迁移,11 d后到达万州（放流点下游712.5 km）,16 d后在奉节（放流点下游835.5 km）误捕后再次放归长江。目前,仍有3尾鱼停留在金沙江柏溪以上江段。200尾7月龄外挂标牌中华鲟共收集到34条误捕信息,误捕率达到17%,分布江段区间比较大,出现时间比较集中。幼鲟向下游迁移的平均速度达到2.72 km/h（0.46～5.46 km/h）,误捕时离放流点的距离为170.3～917 km,平均619.29 km。误捕的标志幼鲟中有23.53%的中华鲟来自重庆以上自然河段,76.47%来自三峡库区。误捕时间集中在放流后20 d内的,达到总共误捕信息的82.35%。误捕的7月龄幼鲟平均体重比放流前增长7.93%,表明放流鱼初步适应了长江上游的流水环境,已经开始摄食。放流初期,标志鱼的江段分布差异可能是流速占了主导作用,7月龄幼鱼在向下迁移中逐渐适应了流水环境而主要停留在库尾缓水区,大规格中华鲟更有利于适应流水环境而主要停留在金沙江下游。误捕多发江段与底栖动物较丰富的江段有一定的重合,随着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放流鱼会逐渐向饵料营养丰富的江段聚集。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上游（三峡水库库尾以上江段）的底栖动物丰富度较高,三峡库区底栖动物资源相对贫乏,库区支流的底栖动物资源则较丰富。中华鲟幼鱼在放流后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自然江段和库尾江段,误捕幼鱼的生长状态良好,一定程度上表明放养中华鲟能够在长江上游生长,现有底栖动物资源是否满足中华鲟的生长发育,尚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