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在感时忧国的形势逼迫下，从诞生起就徘徊在启蒙与救亡、传统与现代、知识者与大众等命题中，与生死、政治、民族、国家、文化这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相对。在忧世伤生的总体氛围中，现代文学中有代表性的大师们，如本文将要重点论析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在“历史”这个大文本的叙述框架下，通过现实这个粗糙的镜面，对现代人的处境予以了深刻的洞悉和关怀。从“铁屋子”、“边城”、“围城”等这一组组与作为现代文明产物的“城”这个意象相关的语词来看，现代“文明”中的围困与突围，似乎已经内在地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无意识，而“围城”这一中心意象则如幽灵，蛰伏在现代作家的意识深层，经钱钟书点题后，更是从无意识的海底浮出了水面。 本文导轮部分梳理、概括在“围城”意识作用下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在“群”中的自我体认与改写的大致脉络。第一章主要探讨鲁迅在与大众的矛盾纠葛中所显示的肩负时代启蒙重任的知识者的“围城”困境，从社会意识层面表现了启蒙知识者所身处的社会现实与自我理想之间的巨大裂痕；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沈从文在城与乡、文明与自然的对立，在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中实现的人生和艺术的突围；第三章主要论析了张爱玲在从“贵族”向“平民”的跌落过程中，思想和情感所经历的“出家”后的“还俗”，找到了“中国的日夜”这个“家常”的没有“传奇”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文学表现中的巨大盲点而又是个体生命面对的最大的真实。第四章主要分析钱钟书所揭示的在传统与现代都难以立足的现代知识“贵族”在世俗社会中的全面溃败与流亡。结语部分突出现代知识分子作家身陷各种“围城”的焦虑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话语突围方式，使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对于人生的穿透和超越，而文学的救赎功能也由此而得到体现。 本文对所涉猎的这几位大家的解读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在“群”中的自我体认与改写为内在的逻辑和线索，采用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和力求细致的文本分析，在相互比较中，沟通社会与个人、自我与他者、文学与人生的多重对话空间，去探究文学如何与更广泛的生活世界发生联系，不管是为艺术还是为人生，是寻求自我的精神解脱还是寻求广泛的社会新变，在人生的困境和苦难面前，人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如何在镜像纷呈的现实世界中寻找自我感觉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