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作为当时中国几大政治力量之一的孙中山,受邀北来解决时局问题。1924年12月4日到达天津,本计划12月7日赴京的孙中山意外病倒,决定暂留天津养病。在天津期间,由德医和日医初步诊视、治疗。在各方催促和病情加重的情况下,滞留天津近月的孙中山于12月31日入京,住北京饭店接受北京医生的诊疗。1925年1月23日,孙中山病情急转直下,26日入北京协和医院手术,确诊肝癌晚期,西医认为药石无医。但孙中山还是选择尝试镭锭治疗,在镭锭无效后,1925年2月18日迁入铁狮子胡同,接受中医和其他疗法的尝试。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晚期不治身亡。本文以孙中山患癌为切入点,从疾病、政治与医疗三个方面着手,还原孙中山临终过程及探究其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首先,笔者通过梳理报刊、孙中山北上随行人员的记录以及孙中山尸检报告等资料,还原孙中山在天津时期、北京饭店时期、协和医院时期以及铁狮子胡同时期的整个病情发展和诊疗情况。不难发现,相较于普通大众,拥有更为优越的医疗资源的孙中山,其确诊癌症还经历了千回百转的过程。从天津患病到北京协和医院手术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对其病情的判断从临时感冒、胆囊炎复发、肝脏脓疡再到肝癌晚期,从只须静养到西医宣告绝望,其确诊时间长,过程曲折,诊断结果反差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20年代诊断技术的落后。其次,笔者在梳理孙中山临终过程时发现,孙中山的疾病,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而烙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孙中山作为病体的身体暂时被烙有政治符号的身体所掩盖。疾病对于孙中山而言,既充当了应付时局的政治手段,为国民党决策提供缓冲时间,又成为政治上的“众矢的”,为国民党带来危机。最后,作为生理上的疾病,癌症疗治终归要回到医疗领域,孙中山病体也回归到疾病的身体。围绕着孙中山癌症的疗治,中西医各有认知并各施所长,体现着中西在医疗观念和治疗手段上的差异与冲突。受着新一代西医教育的孙中山,选择以西医治疗为主。而中医能够介入孙中山的癌症治疗,则源于中国古代早已有“癌”字。但毕竟此癌非彼癌,中医作为补充疗法并无多大用武之地。从整个孙中山癌症治疗过程和当时人对中西医的态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中医已无力与西医抗衡,其衰弱之势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