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既有文献关于FDI的流动，分析角度主要集中在产权、区位、国际化、制度、经济发展等因素方面;关于金融资本流动，主要集中在利率和汇率角度。相比于FDI流动的长期存在，金融资本的流动是从20世纪后20年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更是急剧增长，这个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各国所处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角度，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对驱动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和机制进行分析。尝试从经济活动中交易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微观层面入手，解释在一般国际收支均衡下，因金融发展阶段不同带来的金融资产供需失衡，如何驱动了跨境资本流动。　　在引言提出问题和第一章通过文献综述介绍了既有文献研究成果后，本文首先在第二章，运用数理模型推导的方法，解释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向发达国家的机制。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各种制度更加完善，金融市场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方式，产出将更高比例地转化为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资产供需失衡，引导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资本流入购买金融资产，满足平滑跨期消费需求。　　依据第二章的理论推导结果，第三章开始采用全球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比较优势对FDI流动的影响，提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驱动FDI流动的因素中，金融发展存在比较优势。发现在欠发达国家，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发展是吸引国外FDI流入的主要金融因素;同时在富裕国家，以股票市场为主的市场化金融系统的发展，是吸引FDI流入的主要金融因素。第四章继续验证第二章的理论观点，实证分析金融市场发展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影响，各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对证券资本和债券资本净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市场规模是吸引证券资本净流入的重要因素，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是吸引债券资本净流入的重要因素。　　参考第二章理论观点和第三、四两章实证研究各国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的结论，第五、六两章分析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发现国际性差异和中国特征共同影响着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第五章分析了驱动中国FDI流动的因素。在FDI流入因素中，发现中国的FDI流入正从过去的被动吸收，开始向主动选择转变;在驱动中国FDI流出的因素中，发现东道国各种金融、制度和资源因素的影响显著，中国企业通过承包工程的方式来规避东道国制度不完善带来的不利，通过股票市场兼并发达国家企业来引进技术和拓展国外市场。　　第六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的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首先，统计中国长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发现中国对私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严格，批准的渠道少、规模较小;同时，中国政府主导下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资本流出规模巨大、操作隐秘。其次，实证分析了中国的短期资本流动，发现离岸人民币NDF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在岸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之间的差额，对短期资本的进出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与中国管理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分不开的。　　全文最后，笔者提出，中国需要完善各项法律制度、金融信用和会计审查制度，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资产的供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