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把大学组织放到生态层次进行分析,结合种群生态学、资源依附理论和制度理论三个分析范式探讨院校的分化与组织趋同问题,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高等院校分化的形态和机制是什么?为什么政府政策中认为高等教育多样化是重要的?为什么出现院校普遍趋同现象?研究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的混合研究方法。研究发现:　　 1.趋同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漫长过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过渡具有很强的政府强制制度变迁色彩。在推动大众化的过程中追求卓越的政策理念无疑确立了以“研究为本”的院校制度合法性,致使大量院校努力实现升格以获取资源和合法性。基于此,本文认为当前的院校趋同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终点。　　 2.社会文化所形成的非正式压力对院校组织趋同有间接影响。除了政府和市场对院校的制度结构和行为产生影响外,社会文化中一些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价值嵌入到需求市场之中,从而对院校的升格和学术漂移形成了非正式压力。市场机制本身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中“讲究地位”、“重学轻术”、“高学历高名禄”的思想造成了需求的单一化,助长了院校的升格和学术漂移。如果政府缺乏规划和协调,鼓励院校升格,则对院校的组织趋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中美高等院校分化和趋同具有不同的机制美国的高等院校的分层原则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院校升格和学术漂移更多是受到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此外,规范机制也在美国院校的趋同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高等院校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其分配方式是政府政策和其他措施的反映,而政府正是通过这些政策和举措来控制由其提供经费的院校的学术地位和生存境遇。处于向上漂移的院校无不把综合型大学作为组织发展方向,皆因为这些政策强化了“国家样板大学”。的地位,使其他层次的院校模仿“样本大学”,容易抑制多样性,鼓励趋同化和统一性。　　 4.政府的目标与实际行为具有矛盾性总体看来,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引导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但是,从政府实际行为看,一方面高校设置评议会每年批准了大批的院校升格,支持了院校升格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使用统一的学术性的评价指标来评估各个类型和层次的院校,很难使不同学科的个性得到保护和发展。　　 最后,论文指出在高等教育系统协调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协调和规划的功能,抑制院校升格冲动,鼓励院校办出特色,引导市场需求和社会文化,进而以多样化的需求机制促使院校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