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治理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振兴的提速、村庄公共供给的需求加大,协调乡村利益、建设乡村共同体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地区,由于村庄的散在分布,公共工程的兴修往往是跨越自然村的界域,需要多个村庄联合共同完成,独个村庄无法实现。因此,需要跨村际,将资源聚合起来,建立一种跨村际的协商机制。但是,各个自然村庄有自己的边界和利益,由于自身利益诉求不同、相互沟通的能力有限,有可能造成工程停滞、商讨无果的局面。笔者在农村调研中,发现了安徽省百子村围绕公共沟渠修缮展开跨村际协商的成功案例,并以此作为切入点,研究公共工程中的村际协商。本文在研究中运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作为分析工具,通过跟综调研,试图还原案例,从具象到抽象,以回答研究的问题意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多元化和利益碎片化,使跨村际的公共工程被村际的利益孤岛所阻截;原来依靠国家或者大集体可解决的公共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需要村际间的协商、讨论、妥协与合作来解决,通过沟通来形成共识,达成合作。理论界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在理论上富有创见,但难以在实践中具有操作性。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百子村的沟渠修缮工程是否可以沟通协商解决?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应该经过怎样的中国化更具操作性?百子村的沟渠修缮工程,涉及多个自然村庄,村组为修缮费争论不休;从村民不理解,到村际形成共识;从自然村孤立,到村际间合作。中间缺少不了村委会、村组长、村能人的多主体对话、反复沟通与多次讨论。本文基于案例得出四点结论:一是柔性的沟通理性促成协商。村际公共问题可通过协商的方式形成共识。其中包含多主体对话、反复沟通、多次讨论三个关键要素。二是村际协商具有公共性与工具性功能。公共性表现为协商议题聚焦村级事务;对协商的参与主体多元吸纳;协商目标在于公共利益最大化。工具性表现为规范村民参与秩序、维护村组和谐稳定、实现村庄治理有效。三是协商的环节需要补充回应与问责。形成“提问—沟通—问责—回应”的闭环流程。四是关于村际协商有效性与国家力量发挥作用限度的讨论。百子村的案例突显出诸多现存治理问题,同时也为村际融合的发展提供新的治理路径,即村际协商。沟通理性为村际对话提供柔性指导,回应与问责使协商结果刚性落地,探索出适合本土的跨村际协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