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近年来,大批企业间的并购及资产重组现象频发,并成为了部分企业做大市值的惯用手法,导致资本市场频繁出现商誉“暴雷”,这显然与我国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初衷相违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的发展,必须要防范化解商誉风险。现有文献就并购商誉问题展开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就超额商誉及其具体审计应对机制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匮乏。而外部审计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约束力量,也是稳定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机制。那么,审计师能否及时捕捉并应对并购狂潮下超额商誉带来的风险?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基于此,本文以《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作为政策背景,从外部审计视角出发,结合审计风险模型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不对称理论以及审计需求保险理论进行分析,并将审计风险模型理论作为主体行文脉络展开实证检验。以沪深两市非金融保险业A股上市公司2013年至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与审计师风险应对的内在联系,并验证了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与此同时还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外部环境特征、企业内部治理特征以及高管特征下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超额商誉会提升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第二,经营风险及内部控制风险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企业中超额商誉的存在会通过增加经营风险以及内部控制风险,增加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导致审计师投入更多的审计程序,增加审计师的风险应对。第三,超额商誉对审计师风险应对的影响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独立董事占比、低女性高管占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层面、审计层面以及企业层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