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成本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关系是空间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由这个命题引申出的地方政府保护政策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关联分析也逐渐走进了学者们的研究视线。基于“公共理性决策”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研究地方政府保护政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空间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揭示制造业空间集聚与地方政府保护的关系。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本文首先依托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进行深度剖析。其次,运用空间经济理论将地方政府保护政策(流通成本变动)作用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整合。具体来讲,地方政府在本地经济约束和本地政治约束的条件下,为了使本地经济、上级政府的满意以及本地政府官员的福利达到最优而会采取一定的政府行为。而且,地方政府保护政策会影响流通成本,并导致具有规模效应的制造业厂商发生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通过价格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而发生自强化过程。理论模型演算的结果初步显示,地方政府保护政策在制造业空间移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目标函数进行简单的数学演算初步发现,地方政府保护政策并不有利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形成。从实证分析角度上讲,本文试图利用1997年—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以相对价格差异为基础的地方政府保护衡量指标和以人均产值为基础的制造业空间集聚指标,并且基于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模拟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表明：(1)在剔除不显著的国外直接投资变量后,地方政府保护对制造业空间集聚仍然保持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如何解释这个现象?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得中国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从而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2)通过更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保护政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影响力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政府的干预政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抑制程度较大。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以及产业结构比西部地区发达,相应的经济自由度也比较高,由此本文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更需要经济自由。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论认为,地方保护政策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产业竞争力并未随着地方政府保护的进行而得到相应提高。地方保护政策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强占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以地方政府各自为营的竞争。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私利,却舍弃了整体利益。如此一来,影响了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从而公平竞争的全国大市场难以建立,经济效率难以提高。虽然地方保护政策在目前有利于地方财政收入和制造业集聚的形成,但长期看来却往往救经引足。因此本文建议,无论是中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都应减少地方政府干预,更应该在其职能上向自由化方向改进,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