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平王东迁后,王权的衰落已然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终春秋之世,各个大国之间的争霸成为当时中华大地的主旋律。但到了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内又出现了君权坍塌,士大夫(卿族)权力凌逼君主的现象,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都是士大夫权力倒逼君主的典型事件。鲁国作为春期时期重要的国家,其国内也出现了三桓权势凌驾于公室的局面。在鲁国中后期的历史中,公室和卿室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以鲁昭公发兵攻打季氏为其矛盾的顶点,而这场冲突的结果是昭公败北,客死他乡。对于鲁昭公失国事件以及涉及到的人物的看法,后人多认为是鲁昭公为君不知礼,听信小人谗言,发动对季氏的政变,导致政变失败;后昭公一党流亡他国,在流亡过程中,昭公又不听贤臣子家羁的劝谏归国,终究客死他乡,可谓是咎由自取。然而若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传统观点并不可取,季氏凌逼公室,昭公对其进行讨伐并无不妥,只是公室和季氏实力相差悬殊,再加上叔孙家的司马鬷戾临时选择帮助季氏,才使得昭公一党功败垂成;在昭公流亡国外其间,子家羁一直规劝昭公选择与季氏妥协归国,而“公徒”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多次阻挠昭公归国,但分析当时鲁国国内局势,若昭公归国,则情景十分凶险,甚至会有生命之虞,因此昭公拒绝归国并无不妥。对鲁昭公失国事件有了整体分析之后,就会发现传统观点对于子家子的评价有所过誉,而对于“公徒”则多有不公,从史料来看,“公徒”并无小人之举,他们只是和子家子在昭公是否应该发动长府之役、昭公在流亡后是否应该归国有不同意见,此外,“公徒”不受昭公临终前的赏赐,并且在昭公死后护送昭公灵柩归国,可知“公徒”应是和子家羁品格不相上下的君子。此外,昭公亦非昏庸无智之主,而是和高贵乡公类似的悲情君主。昭公失国一事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左传》,后人对此事的评价也主要来自于《左传》,然而《左传》并不是一本完全客观的史书,其中左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好以成败论人”,在昭公一党和季氏的冲突中,昭公败北,并客死他国,因此左氏对昭公一党多有贬低,而对在长府之役前反对昭公对季氏发难和在长府之役后主张对季氏妥协的子家子则多有赞誉;此外,《左传》的作者为鲁国史官,其成书时期为季氏当权时期,因此对于鲁昭公和季氏的冲突,左氏多偏向季氏,遂导致了千年以来的后人对昭公失国一事有不客观的看法。关于鲁昭公悲剧的真正原因,是公室和季氏力量的对比悬殊。自庆父之乱后,鲁国公室就开始衰弱,到鲁昭公已经历了五代君主。季氏自季文子开始崛起,到季平子时期也已有四代,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季氏占有了大片的私家城邑,并且累世掌握鲁国国政,因此在鲁国的势力已经极为稳固,昭公铤而走险向季氏发难,长府之役或有可能取胜,然而公室和季氏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却非一时所能改变。鲁昭公在流亡其间多次想借助齐国或者晋国的力量来驱逐季氏,张扬君权,但最终还是落空,这说明在晋国和齐国,国君的权势也已经十分衰落,实际上,在整个中原诸侯国,如晋、齐、鲁、郑、卫等国,君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衰落,这其中的原因是分封制的衰落。在西周初立时,分封制成就了西周的强盛,但随着周人势力的发展,华夏大地上的蛮夷部落和隙地也逐渐被各国瓜分殆尽,适宜分封制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从周天子的衰落到各国公室的衰落,都说明了在周人的分封制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中央集权制度取代分封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鲁昭公的悲剧只是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