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一个大分裂的时期,是继春秋战国,又一个思想融合的时代。东汉末年的名教危机,促使一些士人开始为名教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提供新的论证,重建形而上学。玄学家们通过“有无之辩”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理论。郭象的“独化”思想,辨证综合了“崇有”与“贵无”两种思想,最后得出“名教即自然”的论断,为名教作了合理性论证。通过对“独化”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对魏晋玄学的根源、理路、主题等方面深刻把握。同时,在论证过程中,他对“内圣外王”的诠释将“独化”从宇宙论层面上升到精神修养层面,给我们在人格修养的方面带来了启示。首先,郭象面对着与裴頠同样的社会问题,接过了“有”的哲学,综合了王弼“无”的思想,通过注释《庄子》,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提出了“独化”这一新的理论。郭象的哲学其实是“有”的哲学,“独化”是在肯定万物存在的基础上才发挥作用的。那么郭象“独化”的起点在哪里?从现实来看就是名教合理性的问题,从形而上宇宙论的角度来看,就是解决“有”的问题。这是郭象“独化论”的初衷,当然也就是他的目的所在。裴頠虽然已经提出了“崇有论”,但其理论不甚完善,不能解决当时的名教危机。其次,“独化”的理论基础正是在于万物的存在本身,王弼认为“有生于无”,裴頠否定了王弼“无”的本体,提出万物是“自生”的,但此“自生”之意是万物自己由自己产生,这是完全站在现象立场上的解释,缺乏思辨的色彩。在这个问题上,郭象首先肯定现象界中万物的存在,并且认为万物是“自生”而“相因”的。“自生”不再是裴頠那里的自己产生自己,而是自然产生,是没有原因的。而且“无”在郭象那里是虚无的不存在的意思。所以可以看出来,万物之存在和存在的无因体现了郭象“有”与“无”的统一。然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万物不可能没有因果联系的。对此矛盾,郭象提出了“相因说”,认为万物之间是“玄合”的关系,是“自为”而不是刻意的,万物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相互有意而组成的,而是在“自为”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除了“自生”和“相因”外,“独化”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自性”。万物自生自化,都是以各自的“性”为基础的,“性分”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范围,超越“性分”就是违背“自然”,适性安分则能实现逍遥。再次,“自生”、“相因”、“玄合”、“性分”、“自性”既然都是“自然”,那基于此基础之上的“独化”必定也是“自然”。由此可见,“自然”是万物“独化”的法则。“自然”在郭象那里有四种含义:客观的、非故意、自性、必然性。其中,无他者支配和非故意则是“自然”最基础的含义。但是,相比于传统道家的“自然”,郭象的“自然”包含大量的人为成分,这也成为郭象为了打通天道和人道所作的理论创新。第四,既然“自然”包含了人为的因素,那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变化也都是“自然”,如此郭象便成功地将“自然”与“名教”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自然”,将“名教”植入到人的“性分”之中。“名教”的衰败正是由于统治者违背了“自然”而造成的,因此,统治者应该实行“无为”之政,“无为”即是“无心”即是“自然”,这也是圣人“内圣”人格的修养,这样才能达到“外王”之功业。这样的“名教”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其合理性不言自喻。郭象的“独化”从“有”即“名教”的存在而起,至“名教”的存在而结束,在整个架构的过程中,通过“自生”“相因”“自然”等概念,论述了万物是独立的个体,同时又和他物有着“相为于无相为”的和谐关系,从而引出“迹”与“所以迹”这对关系,说明了“无为”之政这一理想的政治形式的合理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冥然自合”的体系。郭象的“独化”完成了“有”“无”的统一,魏晋玄学至此达到了高峰,从理论上解决了王弼、嵇康、裴頠等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独化”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也是郭象哲学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