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能纯熟地运用双语进行创作和翻译的作家之一。自从张爱玲发表作品以来，对她的创作的批评和研究始终不断，在她去世之后引起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散文等创作领域，对其自译研究仍然不足。本文以张爱玲自译The Rice-Sprout Song为个案，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为基础，探讨文学自译中译者的介入。1952年张爱玲在美新处的资助下将自己的英文小说The Rice-Sprout Song自译为中文小说《秧歌》。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在张爱玲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相当程度地介入了翻译活动，译者本人的内部因素，包括她的创作理念、写作素养、性别意识以及她放逐海外的流散经历无不对她的翻译活动起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张爱玲在自译时的介入，其译者的主体性也在张爱玲的翻译实践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本文通过对张爱玲自译The Rice-Sprout Song的文本分析，探讨译者的介入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程度、体现在何处、如何体现以及影响译者介入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