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是越法战争的演变和扩大,清王朝之所以被卷入这场战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越宗藩关系。历史上的中越宗藩关系,是中国王朝内政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它的基本轮廓肇始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其基本精神来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并最终从汉唐时期的“华夷秩序”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外交关系。自北宋至中法战争结束,宗藩关系是维系中国和越南的纽带,在这条纽带上,中国处于“天朝”、“上国”的地位,越南位于“藩属”、“下国”的境地;循尊卑之例,越南新王登基,得“天朝”册封,方成正统;依上下之别,越南需定期向“上国”进献贡品,以示臣服;彰大国风度,中国则以回赐朝贡、保护藩邦为己任。这种宗藩关系绵延时日,千载有余,成为传统。近代以来,法国染指越南。法国对越南的觊觎与动武,特别是《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的签订,不但是对越南主权的践踏,更是对中越宗藩关系的挑衅。中法战争爆发前,中越两国为加强新一轮的“封贡”关系作了努力,在军事上也作了一定的布署,但终究没能有效地阻止法国对越南的继续侵略。中越宗藩关系对中国和越南而言,其意义是重要的,然而,在法国看来,这种宗藩关系却被视为它侵略越南,进入中国西南,建立“东方殖民帝国”的最大障碍。法国在迫使越南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后,认为已把越南纳入了它的保护国制度中了,并宣称中越宗藩关系只是“过去以往之古事”,拒绝承认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但中国却坚持中越存在自古以来的宗藩关系,否认《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的有效性。中法交涉中因宗藩关系而引发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宗藩制度与保护国制度之冲突;天下观念与主权观念之冲突;“大信不约”与社会契约之冲突。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曾纪泽据理力争,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抓住了法国的软肋,并援引国际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表现出一个外交天才理智、果敢的综合素质,但是,他的不足之处在于其语言的自相矛盾和过于坦诚,曾纪泽在外交上的不足恰恰说明了清政府在利用近代外交上的不成熟。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福禄诺的谈判也是围绕中越宗藩关系而进行,由于清政府信息闭塞、政策摇摆不定和军事上失利,中国最终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务实和理智仍不能抹煞。中法战争前后,清王朝对法国侵略越南既惶恐不安,又束手无策,在征求疆臣意见过程中引发了保藩与弃藩之争。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保藩与爱国划等号,也不能将弃藩与卖国等同起来,它们只是“天子守在四夷”国防理论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同表达。保藩论者陷于传统而无法自拔,而弃藩论者面对新的形势又无所适从,就在他们谁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时候,法国的军舰和条约已经为越南的去留作出了决定。清王朝最终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保藩固圉”而与法国一战。中国的援越抗法,也是“殴脱”防御理论的一次具体实践。中法战争后期,法国扩大对中国本土的侵略,虽在越南陆地战场失败,但在海上战场却达到了据地为质的目的,从当时的战场形势、国际环境及茹费理下台后法国的对华政策来看,都是对清王朝不利的。镇南关—谅山大捷只是一次偶然的、暂时的、局部的军事胜利,但清王朝利用了这次“胜利”,变被动为主动,与法国进行谈判,迅速结束了中法战争。中越宗藩关系随着中法战争的结束和《中法新约》的签订而退出了历史舞台,至此,中越宗藩关系被法越殖民关系取代,中国与强为邻的国防局势最终形成,越南成了法国经济侵华的跳板。中越宗藩关系的瓦解是西方殖民主义冲击与摧毁的结果。宗藩关系作为一种双方自愿的、不成文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国际关系,向来只强调“大信不约”,而忽视了明确利益关系的条约手段,中越宗藩关系这些弱点也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