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不只是医学或医疗问题,其涉及的范畴也不只限于科学知识和治疗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情境、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在精神疾病话语的权力运作和历史变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尝试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人民日报》精神疾病话语的分析,考察影响这一话语生成的权力运作、社会制度、媒介发展等因素,并探究这些因素与精神疾病话语的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党报如何建构精神疾病形象?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媒体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建构有何变化?这一变化如何在精神疾病话语中具体呈现?影响这种呈现的权力运作和政治环境是什么?本研究希望不仅仅停留于对精神疾病形象建构的分析,而是更进一步发掘出精神疾病话语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精神疾病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关联。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介绍研究缘起和研究背景,并对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文献回顾,梳理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相关成果,发现通过历史的维度,来探讨精神疾病话语变迁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第三章为类目建构和编码指南,是本研究内容分析的重要依据。第四章是内容分析结论陈述。首先,精神疾病话语样本的数量变化出现过三次明显波峰和一次明显低谷,三次增长分别是1953年抗美援朝前后、1999年取缔法轮功时期、2003年非典时期,而低谷则是在文革时期；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关键词变化,也体现出这一疾病的污名在中国的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疯子”、“神经病”等明显负面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少出现,中性的词汇如“精神疾病”使用频率增高。由于《人民日报》的党报属性,“要闻”、“政治”版面中所涵盖的精神疾病话语样本最多,在总样本中占到27.3%；体裁上,强调消息传达的“纯新闻”以及颇具中国特色的体裁“通讯或报告文学”的使用频率最高；字数篇幅上,不同年代样本篇幅的变化呈现显著差异,但总体来看,800字以下的篇幅以及800到2000字的篇幅是样本中比较常见的；话语比例上,样本中精神病话语所占最多的比例是“10%以下”,篇幅不到10%的样本占到总量的62.5%；叙述方式上无显著年代变化,略述是所有年代都更容易采取的表述手法,由此可知在对精神疾病的关注方面,《人民日报》所给予的比重始终是较低的。样本主题方面,社会主题、政治主题样本的精神疾病话语出现频次最高。精神疾病话语的强调主体方面,“敌对势力的人或组织”是八十年代以前精神疾病样本中一个重要的强调主体,这两个年份区间中的样本占到了总样本的78.1%,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泛政治化倾向对精神疾病建构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以精神患者或疑似精神病患者作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样本开始增加,“典型人物”为主体的样本增加,但通过对文本报道主体和话语比例及叙述模式的分析我们又发现,典型人物报道中的精神病角色是以全文比重轻微的形象和配角地位出现在文本中的；行为形象方面,精神病患者作为正面行为发出者的频次最低。八十年代以后,正面行为接受者的样本的比例提升；精神疾病话语的价值立场,1946年到1959年间,负面价值评价的样本最多(100篇),而在正面的价值评价样本中,2000年到2013年的样本最多(184篇),说明媒介与社会在精神疾病认识方面的进步；在对精神病患病后果的呈现上,消极呈现精神病患病后果的比例在下降,这也意味着精神病治疗技术和社会认知的整体提升,以及媒介对这类疾病更乐观的态度；消息来源方面,除去消息来源未交待或不明确的情况,医护人员及医学专业人士在明确的消息来源中占有最高比例,通过年代区间和消息来源比例的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医生的专业话语和政府机构的官方话语,随着时代发展比例在不断扩大。第五章是以框架理论为理论工具展开的文本分析。总体上看,危险、弱势、无能等精神疾病患者的形象建构贯穿着所有的年代,降低了社会对其认知和接纳的可能。具体来看,不同的年代间的框架使用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变化。四五十年代,精神疾病话语注重情感的动员,将精神病话语与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动员联系起来；对“疯子”、“神经病”等贬义色彩词汇的负面隐喻使用较其它年份更多；在对台湾社会和西方社会社会问题的表现中,大量使用政治制度归因框架,建构出“水深火热”的媒介真实；这一时期,媒介文本中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限制最多,呈现“他者化”框架。六七十年代,精神疾病话语带有深刻的政治印痕,“被精神病”文本最多,主要用来表现“苏修”因为政治原因而将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这一时期精神疾病话语大量出现在政治制度归因的文本中,将精神疾病视为过去旧的坏的社会制度的后果,以“忆苦”形式建构并巩固出现行制度的合法性；由于领导人个人好恶的影响,对医治包裹的关注提升,民族疗法框架较其他框架更加显著；精神疾病的治疗呈现一种泛政治化的倾向,将精神疾病视为思想政治问题。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精神病话语和六七十年代相比,更多地动员社会关心帮助精神病人,但精神病人成了以模范和典型人物为主角的报道的配角,而这种简化方式加重了患精神疾病后悲惨无能的烙印；形象呈现方面,危险伤人框架增多,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认知依然是客体化的；精神疾病话语的专业性增加,强调医治包裹中的现代科技框架,部分报道看似科学,本质却是猎奇；受取缔法轮功影响,归因包裹中的迷信思想框架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多,呈现细节的方式,导致对疾病更深层的恐怖联想。进入21世纪,精神疾病报道逐渐细化,抑郁症、老年痴呆症、自闭症等报道明显增多,加重了患病风险的感知程度；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媒体在建构精神疾病的司法权利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精神疾病的相关福利政策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以福利关爱为框架的报道显著增多,精神疾病话语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再明显,转而以大病医保等社会福利的隐性方式体现；对精神疾病患者形象的建构,开始从过去的“他者化”向现在的“我群化”转变,从而取代了过去那种道德化以及泛政治化的形象建构,逐渐在“疾病”的概念中去理解和建构这一群体,降低了这一疾病的社会烙印。但这一时期的精神疾病话语由于过度强调医疗话语,使得一部分商业话语裹挟到了医疗话语中,体现了商业化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影响。第六章内容为结论概括、研究的限制以及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