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儿童现象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各历史时期,启蒙运动过程中兴起的人权理念以及进而形成的儿童权利观念使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为应对儿童虐待问题,有效地发现是第一步。虐待儿童行为的发现路径有施虐者报告、受虐者报告和第三方报告。虐待儿童行为具有隐蔽性特征,由于家庭的自治性、施虐者担心遭受处罚以及儿童行为能力的限制等,施虐者报告和受虐者报告路径明显缺乏现实性。第三方报告分为自愿报告和强制报告,自愿报告由于缺乏相应责任机制必然降低发现的效率,强制报告能够及早发现虐待儿童行为。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相对而言,儿童保护强制报告是其中更具有可行性和效率性的制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已经建立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在不断地加入制定儿童保护强制报告法律的行列,仅2015年就有印度、沙特阿拉伯、爱尔兰等在本国立法中纳入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我国也在2015年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设立了该项制度,成为立法的一大亮点。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比较分析域外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提出完善建议,实现该项制度在我国的创新和发展。我国目前处于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建构的起步阶段,本项研究能够进一步明确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价值依据,全面把握域外儿童保护强制报告法律制度的内容,有利于在完善我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构建防治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同时,也有利于树立国家亲权理念从而进一步明确政府的保护责任,有利于增强儿童保护专业组织的服务能力,有利于改变传统教养理念从而实现理念的更新和文化的创新。本文遵循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采用文献梳理、比较分析、调研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完善我国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共分七部分。前言部分简要说明儿童虐待问题和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介绍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创新点和研究的方法。第一章介绍应对儿童虐待的有效发现机制——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属于儿童保护制度,儿童保护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儿童权利。儿童权利能够满足儿童的需求以实现其个体的利益,能够体现儿童的真正利益以代表儿童的要求或主张。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国家亲权主义原则、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多重责任原则。通过考察各国关于虐待儿童行为多样化的定义,归纳研究四种行为类型:身体侵害、忽视、性侵害和心理侵害。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作为新近产生的儿童保护制度,有利于落实国家宪法表达的儿童权利、完善法律法规设定的保护机制和助推国际法律确认的儿童人权,能使儿童权利保护得以有效落实。第二章介绍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法律基础。儿童权利具有权利主体地位的弱势性、权利实现的不自主性和权利的易受侵害性等特征。儿童虐待行为会对儿童以及社会造成伤害,有效地发现才能更好地应对儿童虐待问题。相对而言,儿童保护强制报告是更具有可行性和效率性的制度。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保护目的具有明显的人权法学视角,其运行手段具有明显的行政法学基础,其对家庭的主动干预又体现着明显的社会法学特征。第三章比较研究域外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发现机制。美国、加拿大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都已经建立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从确定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报告的对象和内容、未能报告或虚假报告责任等方面做出规定,并配套相关的行政执法、社区预防和司法救济制度,为儿童提供了有效的先发式保护。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得出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儿童权利倾斜性配置、系统性和扩张性保护内容以及相对轻微性综合性法律责任的制度特征。第四章比较研究域外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响应机制。针对虐待儿童行为,美国、加拿大和我国台湾地区构建了良好的响应机制为受虐儿童提供针对性的救济,具体包括儿童虐待的调查与评估机制、保护儿童的服务与安置机制、针对施虐者的处置与惩戒机制,以保证儿童权利免受侵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儿童虐待救济制度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程序正义性与救济的可操作性、儿童参与理念的法制化与实践、公权力对家庭领域的有限介入。第五章探讨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论争和改进。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本身面临着诸多争议,其中的很多理由也都有着相当的现实性,例如报告数量激增、报告质量不佳、立法的模糊性以及对亲权的侵害等问题。针对这些质疑,许多学者和儿童保护机构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予以回应,支持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许多国家在运行该项制度过程中也在不断更新其实体和程序性的规定,改进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内容,使之更加符合儿童保护实践的需要。第六章探讨域外儿童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我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面临的具体挑战包括:传统教养文化和制度的不利影响、儿童保护强制报告规定自身的不完善以及儿童保护配套制度和机构的不健全等问题。受到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对儿童的体罚、惩戒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上也长期存在家丑不可外扬及自扫门前雪的理念。2015年《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强制报告制度存在适用范围较窄、构成要素内容不明确、具体运行规范不匹配以及救济机制欠缺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完善和创新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能够实现我国儿童虐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应当明确界定儿童权利内容,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应当制定儿童保护专项法律,确立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内容。应当进一步立法丰富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完善儿童虐待预防的介入机制,建立良好的儿童虐待预防机制、坚持循序渐进原则丰富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以及重视介入过程中儿童及家庭服务体系的构建。应当高度关注专门机构价值,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应当积极转变家庭关系理念,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