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4日下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在美国纽约州逝世,享年68岁。一代大师的殒落,不仪是美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更是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弱势民族与边缘族群一位“心灵挚友”的远去。在学术界,被誉为“巴勒斯坦之子”的萨义德是著作等身、卓有创建的杰出学者,他集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于一身,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中产生了典范效应,被公认是后殖民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在公共领域,他是美国当代少数具有批判意识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巴勒斯坦甚至中东在西方的主要代言人。每当巴勒斯坦或中东发生重大事件时,西方媒体和大众都希望知道他的看法,俨然成为中东局势与政策的意见领袖,不愧为“巴勒斯坦之音”的称号。萨义德理论即涉及到阿拉伯,又关乎国际政治思想的有关内容,他的理论诸如“后殖民理论”、“文本—他者理论”、“理论旅行”、“批评意识”等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又指导实践,堪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萨义德的特殊性在于他的文化身份是带着身处西方的前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立场,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主流的眼光考察欧洲殖民者和近东、中东、南美等殖民地的历史和文化关系,立足于永远去中心的(de-centered)边缘立场,其批评带有重要的政治性和地理意义,从而使得这一解构因获得了新的维度而焕发新的生机。在知识界,萨义德作为文学、文化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但又有争议的人物。萨义德不但关心知识分子的议题,而且积极结合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付诸具体行动,数十年如一日。纵观萨义德的学术背景,他一路接受英美精英式教育,熟悉的是欧美的文化典律,后来又专程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眼见巴民族独立尚未成功、人权遭到践踏,启蒙与解放成为萨义德的两大理想。他在美国学术界已经进入主流行列,但他仍然怀有强烈的故国情结;他反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却并不反对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他批评美国,但同时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虽说他的理论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误读也在频频发生,但他的著述无论就其涉及领域的宽广程度还是重要程度而言,均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开拓出一条文化批评的成功之路,使之成为整个学术界的热点人物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典范。由于萨义德的思想具有复杂性特点,国内外对他的研究和评论也相应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有纯文学研究、后殖民理论视角的研究、文化历史的观照、社会政治批评,也有心理分析、语言分析及女性意识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现状的跨学科性、跨国性、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向我们展示出一幅繁荣的学术景象。然而,多数学者对萨义德的研究是从他的“东方学”和后殖民文学等角度谈起的。本论文以萨义德本人的著作以及其他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为主要参考资料,力图从其政治思想研究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多地引用阿拉伯学者对他的评述,从而弥补对爱德华·萨义德在这些方面研究的不足。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以下三个要素:认识论(即认识是如何产生的)、方法论(即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以及本体论(即感情的哲理)。本文以此三要素为指导,将主要内容分为导论、正文和后记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分以下五个章节:第一章是“爱德华·萨义德的政治思想概述”,其中包括中东政治语境概览、萨义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萨义德对几个重要政治概念的解读等方面内容。萨义德无论是作为批评家、政治活动家、文学文化理论家、美国公民还是巴勒斯坦移民、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的同情者,萨义德身份和其文化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显示出文化身份本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当然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对萨义德来说,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是萨义德政治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那场战争驱使萨义德开始转向政治行动主义,即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各方权益而斗争和写作。通过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梳理,萨义德表达了对民族主义、流亡、宗教、“文明冲突论”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政治概念的看法,体现出他作为一名有特殊经历的学者对巴勒斯坦民族及其人民深切的人文关怀。第二章围绕“爱德华·萨义德关于政治问题的作品”而展开,本章涉及萨义德主要作品的核心思想、《东方学》及其后殖民理论、《报道伊斯兰》及美国媒体对伊斯兰的报道、《知识分子论》与向权势将真话以及萨义德政论散文中的政治前景等内容。萨义德著作颇丰,他一生总共撰写20多本书。这些书题材广泛,如文学批评、中东政治、歌剧、电影和旅行等。相比较抒情而言,萨义德的作品更偏向于情节和叙事,且很大程度上是为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他的观点极具吸引力,通过出版、文章和专著,不管主题是康德拉、瓦格纳还是巴勒斯坦与中东和平进程,都能够触及广大的读者群的内心。从萨义德的作品文献来看,它并不是因为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涉足于东方主义批判的,恰恰相反,严酷而尴尬的伊斯兰政治、社会的困局促使他作为“流亡”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必须发出有震撼力的声音,要求实现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现实权利,也就是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并不是书斋和学院中的学问,而是现实的政治,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民众的政治。在萨义德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纯文学研究,二是关注现实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文本,三是关于现今世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本。本论文以后两个专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三章是“爱德华·萨义德以人文介入政治”,包括文学研究中的政治、萨义德论知识分子的流亡、萨义德对大国政治的批判以及中东政治热潮与萨义德的影响等内容。写作是萨义德参与政治的最为直接的方式,他强调作为人文研究的主体,不能仅仅关注文本本身,将文本看作一切,而且要有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这不仅是知识兴趣的问题,更是人文研究或文学研究的重要责任和使命。萨义德毕生的努力显示了人文学术、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不仅指出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人文知识话语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同时也指明了在历史与政治的双重道德面前,知识分子应当“向权力说真话”。萨义德是第一个以英文公开呼吁巴以双方承认彼此曾经的苦难、求同存异、和平谈判的巴勒斯坦人。在中东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萨义德挺身而出,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具体历史斗争之中。他的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又指导实践,堪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呼吁伊斯兰世界的内外部进行平等对话,对阿拉伯人生活的环境、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现实进行批判性考察,认为只有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才能缓解无休止的战争给阿拉伯和犹太这两大民族所带来的苦难。由于积极支持并投身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萨义德被许多西方人和犹太人视为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代言人。尽管如此,他仍积极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特立独行的勇气,言人之不能言、不敢言。第四章是“爱德华·萨义德与巴以政治难题”,包括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萨义德论恐怖主义和批评的指针等内容。萨义德在数十年的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政治的实践中,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问题发表了相关见解。在他看来,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不会有和平。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不能一蹴而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原先就居住在那块以往被称为巴勒斯坦、但现在被称为以色列的土地上,加上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那以后,他们不是变成了以色列境内的二等公民,就是遭到驱逐而成为遍布阿拉伯世界的难民和流亡者,再不然就是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下的人口。他们是没有国籍、没有栖身之所的人民,而且几乎在巴勒斯坦人存在的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情况都有别于当地具有国籍的人。即使在阿拉伯国家,他们都被区隔出来。所以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强烈感受到只有成立自己的国家才能摆脱无家可归、流亡在外的残酷现实。他们需要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乡或国家,让他们能和土地重新建立关系。萨义德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处境,是反抗,是争取自由,而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萨义德将批评的指针指向两个方面:一是造成巴勒斯坦人民悲惨命运的不公的大国政治;二是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他认为,造成巴以问题的困难局面,除了不公的大国政治外,内因也起到很大作用。他批评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说他们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甚至宣扬一种投降主义的观念。结语指出“爱德华·萨义德政治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启示”,包括萨义德的东方学方法论及其启示、后殖民理论为中国学术界提供的启示以及知识分子观对中国学者的启示等内容。萨义德理论到中国后,中国思想学术界就开始认真反思审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话语资源,从不加思考的运用一切批判武器的阶段逐步进入到对“武器的批判”时期。如果没有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理论,后殖民批评的发生很可能就不知从何而起。萨义德理论让我们明白了西方强势文化在后殖民语境中可能产生的威力。萨义德对中国文化重新认同、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回归本土文化资源、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性不断自我呈现的历史。在这部民族史的生成过程中,既有相对于先代的历时性的创新,也有相对于“他者”的共时性吸取;有延续,也有断裂;有继承,更有重建。萨义德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实力强弱)、语种(不论传播范围大小)、文化(不论接受者多寡)都可以发言。研究萨义德的目的在于力求找到让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化自己发言的机会,寻求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阐释和重新确立。萨义德强调“发现”和“输出”:“发现”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发现,对虚无主义的拒绝,对未来中国发展可能性的展望,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输出”不是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对话主义或者文化多元主义以使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