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使多种话语在特定的时空相聚在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舞台上,民间文化与大众流行文化,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它们相互碰撞,整合成一个幻象,或者诸种不同风格的幻象在同一历史层面上叠合成幻象群体。这些幻象不再是平面镜,而是多面镜,折射出的不仅是艺术与现实之间一一对应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且是立体、多面的文化交流。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偶然性,但在偶然性的背后隐含着历史的必然。它意味着具有最大的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的共存,甚至审美幻象就是这种共存本身。文化共存的现象给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由于不同的文化相互制约导致了当代审美风格的碎片化和主导风格的缺席,我称之为零度风格。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体现了风格的零度化并以此颠覆和解构一切由崇高和优美建构的美学观念,无主体、不确定、颠覆、游戏与狂欢把人们置于无禁忌的想象空间以寻求某种假定和感性的解放。本文围绕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的生产机制,通过对审美要素、生产者的心理机制、生产对象与生产者的关系在理论上的分析和对当代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的反思,指出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从幻象走向现实的必要性。首先,以差异的原则整合产生的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从表面上看,审美文化符号的变形与意义的建构是任意的,不涉及伦理道德、情感交流、审美超越等问题。事实上,同一切审美文化产品一样,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产生的终极原因在于人的较高层次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它包括审美、创新与象征,三者形成多维的调节机制,调节多种差异风格的文化符号的变形,从而确保了多种文化要素整合的有效性。其次,符号结构和主体心理机制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文化符号的叠合看成是由“缺失”而生成象征秩序和欲望的表征,那么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则是镜像阶段完整的理想自我的象征。多种审美文化要素叠合的幻象弥补了“主体分裂”。分裂的心理和欲望,通过象征功能和隐喻结构在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中得到表征和缝合。这样,无意识最终使自己成为语言化的主体。当然,在幻象符号化的过程中,恐惧与焦虑在所难免。再次,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必然经过眼中之竹向胸中之竹、胸中之竹向手中之竹两次审美变形之后才会被感性地直观。第一次审美变形产生审美意象阶段,即象征的功能和隐喻的结构以差异的原则,通过现实关系向想象的关系、现实时空向虚幻的时空的转变形成多重叠合的审美意象。第二次审美变形产生审美幻象,即在媒介物的作用下,通过虚幻的人文时间与实在的现实的时间秩序的交错叠合,完成审美意象向审美幻象的转变。因此,为我们所确信的现实中多种审美文化的冲突,在象征功能的作用下,被纳入虚拟的概括的综合系统中,结为一个神秘的共同体。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与现实颠倒成像的理论为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因此,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的“此在”正是中国此前的封闭保守孤立的文化的“那里”向开放共生的文化的“这里”转向,这种转向其实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同样,多重叠合的审美幻象的“此在”超越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文化现象,它同样可以继续其超越,即转向与其它存在者相区别的自身而本真地在另一个“这里”生存并在其存在的本质中重构新的世界。这种世界必然是对审美幻象的重叠的扬弃,体现出审美文化发展的变动不居和审美文化的再生产,从而丰富了人的类本质和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内涵以满足人的审美需求,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这一切依赖于日常生活的革新和人本的、民主的、理性文化的转型,以克服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之间的不平衡,摆脱因部分文化失语、文化冲突而引起的文化焦虑,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