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中国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有别于他国的自身特殊性，大量文献尝试从不同视角解读和诠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其中，腐败因素正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母国与东道国的腐败环境如何影响中国OFDI这一问题是学术界亟待加以探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制度观和行为学的理论整合视角，尝试通过引入表征母国与东道国腐败水平差异的腐败距离，以考察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环境差异通过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机制，探究中国区别于一般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行为差异性，为我国今后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对外投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支持。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把握到腐败距离与中国OFDI存在着正向关系的特征事实，并通过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独特性。为了获得较为合理的理论解释，本文尝试整合制度观和行为学这两个理论视角，假定一国相应的制度环境赋予投资者两种技能：市场技能和非市场技能，并通过抽象化处理构建数理推导模型，尝试较为深入地探讨跨国企业在母国与东道国不同投资环境下其自身竞争优势差异所导致的投资效益变化，以此刻画腐败距离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腐败水平差异会通过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主动感知来影响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地，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本文推断出中国企业在母国的制度性支持下，能够承受相对较高的风险进入腐败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以便更为充分地整合“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获得相对的投资机会，并得出两个理论假说：一是中国OFDI倾向于进入一些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二是自然资源或战略资产寻求型中国OFDI倾向于进入一些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假说，本研究巧妙地运用显示性偏好理论，采用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并构建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考察腐败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此反向捕捉中国“走出去”企业的风险偏好特征。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腐败距离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东道国，却会正向影响中国OFDI的投资规模，且区分腐败距离的方向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相对于欧洲地区的东道国，中国企业在其他地区一些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企业较多地进入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此外，腐败距离还会正向影响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且后者更为明显。本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于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尤其是母国的制度环境会对中国企业的行为特征及其投资决策习惯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中国企业形成了较强的风险偏好，能够承受一定的风险而进入腐败水平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以便获得相对的投资机会。但是，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在风险感知和机会识别中可能会存在认知偏差，容易高估机会低估风险，并且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容易扼杀中国OFDI的连续性。因而，在走出去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均应加强风险意识，及时评估和防范对外投资的潜在风险，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