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促使我们思考上市公司重大违法行为如何在证券市场受到惩戒和规制,因而为我国主板退市制度改革带来了契机。但是事实上,对我国证券市场退市制度改革的考查必须回溯到退市机制的基本标准和作用原理,进而分析我国退市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实施效果,以及有针对性地探讨我国社会公共安全重大违法行为强制退市的新规定。本文以上述思路为基本框架,除结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以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为问题切入点,思考上市公司出现非证券范畴的重大违法行为后应当如何受退市机制的规制,进而引出我国关于社会公共安全重大违法行为强制退市的新规定,认为其有强化上市公司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接轨注册制等意义。但是,当下有必要对“社会公共安全重大违法”的含义和适用作出解读。第二部分为“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和一般性主板退市规则”,具体分析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及其作用,并就一般性退市标准和退市程序展开说明。结合交易所的权责以及国际主要交易市场的标准设置,试图厘清退市制度的运作机制,为分析我国退市制度的现状和改革做好理论铺垫。第三部分为“公共安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制度和现实背景”,重点介绍我国退市制度及其现实实施效果。首先介绍我国退市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现行退市标准的三点主要缺陷:一、缺乏用行为概念定义整个退市标准;二、量化标准粗糙,容易被曲解;三、非量化标准过于笼统难以适用。进而基于强制退市制度的实际运用情况,以及退市程序和保障措施存在的缺陷,主张我国后续退市制度主要围绕连续三年亏损这一标准展开,并没有真正做到多元化全面考察市场,更没有实现优胜劣汰的内在要求。第四部分为“将‘社会公共安全重大违法’作为退市标准之一”,首先展现了我国此次制定社会公共安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规则的过程和内容,力求体现创新之处。其次,从认定主体交易所,规则的内在逻辑,现实意义三个角度,阐述新制度的合理性。再者,从分析条文入手,将新制度的解读和适用分为两个内容——确定安全领域的范围,和确定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损害所需达到的程度,即“重大”的判断标准。最后,该部分试图通过比较异同,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公共利益原则”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提供一定的域外法参照。第五部分为“对公共安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制度的建议”,针对公共安全强制退市新规定,结合我国已有的退市规则及其实践情况,指出新规则实施可能存在困境:其一,新规则仍然过于笼统,缺乏执行力。其二,新规则执行力度难以把握。其三,新规则在信息披露、退市整理期等制度上仍然存在缺陷。同时,回顾我国退市制度全局,主张以下三个完善方向:其一,完善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其二,建立退市相关的长效机制。其三,设计严格化、差异化的科创板退市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