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中的“生态环境”一词的含义与“自然环境”基本一致,就是指人类环境中的天然的自然因素组成的整体,与“环境”概念相比其更接近生态学视角,倾向于系统性思维。生态环境损害就是指环境污染行为或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对于生态环境的不利于其自身存续的改变或削弱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是行为人因污染环境行为或破坏生态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与侵权责任存在发生机理、责任作用、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而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与立法趋势是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侵权责任的范畴,从而使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成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在侵权责任中的损害事实要件的概念界定方面主要有差额说、组织说、规范说三种学说,但没有一种学说能够通过提出一个统一的损害概念来确定损害的评价标准。合理的做法是让损害事实概念的界定回归其本质(即自然概念),将其界定为法益所受之不利益。采用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有助于涵盖现有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损害。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的损害事实应区分为作为构成要件的损害和作为责任范围的损害,作为构成要件的损害的作用在于判断责任是否成立,责任范围及责任承担方式则应在责任成立后再行判断。损害事实不是一种具体损害,也不是环境公共利益的减损,而是总体公共利益的减损。一种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可能增进公共利益的其他组成部分,此时公共利益总体上可能并未受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具有预防属性,“损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是损害事实要件的替代要件。这种“重大风险”包括具体危险和风险两个方面,对于具体危险可以根据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严重性来认定是否达到了重大程度。而在判断风险的重大程度时,则应额外考虑到其科学不确定性的程度。认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的损害事实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根据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结果,判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否受损,以及环境因素受损程度,并进一步认定环境公共利益受损与否;二是借助利益衡量方法认定总体公共利益受损;三是认定受损公共利益的可救济性,包括救济可能性和救济必要性两个方面。在行为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进了其他公共利益的情形中,判断总体公共利益是否减损的根本方法是利益衡量。进行利益衡量应以总体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识别行为所增进的公共利益,根据具体案情,从利益的位阶顺序和受影响程度两个维度去衡量和比较该利益与受损环境公共利益各自的重要性,据此判断总体公共利益是否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