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世界范围而言,遗嘱监护作为一种监护形式并不算新颖,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而遗嘱监护作为一种制度,其首先在国外成熟并应用,重点是以保障未成年人利益为目的。我国在2017年3月15日正式颁布的《民法总则》中确立了遗嘱监护制度,这表明了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进步,展现了我国法律对私权利的的重视和对自然人权利选择的尊重。尽管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做出了种种的设想和努力,但最终在《民法总则》中建立的遗嘱监护制度还是显得过于简略。从法律规定来看,目前我国的遗嘱监护制度是依托现有的监护制度来运行的,没有制定适合遗嘱监护本身特色的法律法规,导致遗嘱监护制度中具有相当多的空白和漏洞。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基本只能参照一般监护的法律规定和依靠法官的经验和业务能力对现行法律做出解释,以此作为依据来做出判决。由于依托现有的监护制度,遗嘱监护在设计时没有仔细考虑到在遗嘱监护中的遗嘱监护设立人范围大小,导致遗嘱监护设立人范围过于狭隘,忽视其他监护主体的遗嘱监护权利。由于遗嘱监护是一种新的监护形式,而法律却没有规定适用优先度,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新的冲突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并且立法者对监护权利的相关细节缺乏一定的重视,没有明确规定遗嘱指定监护人权利义务,也没有规定遗嘱指定监护人的任选标准;被监护人的意愿表达权利仅以原则性规定出现,同时缺少被监护人自我保护的权利。由于受我国文化传统影响,对于父母监护的监督基本都不被法律重视,基于此使得对遗嘱监护的监督也缺乏相关规定。在遗嘱监护无法实现、再无其他近亲属,并且被监护人有成为孤儿的情况下也缺乏国家承担监护职责的法律规定。所以对于完善我国遗嘱监护制度,一定要以未成年人权益为重点,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司法实践和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填补法律空白与漏洞,分配好国家、社会、个人在遗嘱监护中的职责,明确相关权利和义务,制定相关的认定标准,确立遗嘱监护中问题的解决方式,以更好的完善我国的遗嘱监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