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后,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变以及谋求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澳大利亚政策,商业据点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作为澳大利亚对英帝国依附外交变异的美澳关系,开始发端。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构成了美国与澳大利亚对话的新平台,也是美国在世纪之交,从大陆扩张走向区域扩张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以及与俄国、日本在远东争霸的缩影之一。而随着联邦的建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外交自主的意识得以萌发并加强,开启了摆脱大英帝国、转向美国的外交征程,美澳开始直接对话。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亚欧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背景,使美国的亚太政策在从孤立到中立再到“租借”过程中演变,美澳关系也在曲折中发展。而二战的爆发以及日本“南进”步伐的加快,使得澳大利亚开始加快摆脱依附大英帝国快速转向美国的步伐,面对共同的威胁,美澳最终走向建交。二战爆发后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美国“先欧后亚”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国对日绥靖——“美日谈判”,致使美澳关系在建交的基础上止步。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不仅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对美澳两国的威胁也得以彰显。战略、国防与政治——共同的利益的需要,使得两国牵手亚太,建立了反日同盟。随着太平洋战争向着有利于盟国方向的发展,美国在“租借法”与“反向租借法”、联合国、战后太平洋殖民地的托管、军事基地所有权等问题上实行霸权政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势力的膨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区域扩张的完成,而两国为此进行的争吵,是全球霸权与地区霸权问题上的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是美澳关系发展的分水岭。二战之前,特别是在20世纪以前,美国的整个亚太政策主要是在重商主义的动因下展开的,而商业扩张则一直是贯穿整个美国历史发展的主线。除了商业往来之外,澳大利亚只是美国外交视野中的边缘地带,连地缘政治因素都称不上。随着美国从大陆扩张走向区域扩张以及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促使美澳关系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美澳关系传统格局发展中的不对等关系。美澳建交、美澳结盟既体现了美国亚太政策发展的轨迹,又是澳大利亚突破大英帝国外交框架的束缚、发展自主外交的体现,同时也是大英帝国衰落的一个缩影。美澳关系的曲折发展进一步说明了国家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永恒主题,也是国际关系、外交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线索与动力之一。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利益的全球化、以及社会主义的壮大,美国外交中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色彩日益浓重。美澳关系从相互孤立、彼此交往到结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历史及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总趋势;美澳两国的外交传统——扩张与依附,以及澳大利亚独立自主外交、自主地区安全意识的萌发与实践,决定了两国关系中的合作与分歧。在两国当前及未来关系中,美国要合理定位美澳、美日以及亚太关系,必须改变传统的扩张与霸权思想,领导世界而不是支配世界。而澳大利亚要真正实现其融入亚洲的目标,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合理定位其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身份,真正摆脱依附外交,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处理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扩张与依附——1945年前美澳关系史探析》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本人试图在充分获得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系统考察1945年前,尤其是二战时期的美澳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中得出国际关系史中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和有益的启示。另外,为当前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中美、中澳、中日以及亚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鉴于国内外学者,尤其是澳大利亚学者主要是从澳大利亚的角度阐述两国关系,因此本文从两国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美国角度考察了两国关系,提供了美澳关系研究的新视角。其次,方法创新,国内外学者在阐述澳美关系时,仅流于对两国关系史的考察,缺乏理论构建。本文尝试引入国际关系心理学理论——知觉与错误知觉以及层次分析法,就避免了纯宏观和纯微观的分析,而是把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有机结合起来,使论证更加充分。正是在前两项创新的基础上,本文将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的弥补国内、外学界在本领域研究的不足,以期达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