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客观评价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是改善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关系的前提。绿色GDP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及生态效益改善价值纳入GDP核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区的净增长价值,而绿色发展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水平的重要手段,可以进一步的量化地区绿色发展的内部作用机理和外部影响因素,为客观反映并提升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新的思考。本文以山西省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SEEA核算框架构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对山西省2010-2020年间的绿色GDP进行核算与分析。其次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将核算结果作为产出变量,将研究期内的人力、资本及资源利用情况作为投入指标测度了山西省的绿色发展效率,并利用核密度模型和重心迁移模型对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灰色关联模型从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及污染防治三个维度对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以上研究提出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文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山西省绿色GDP与传统GDP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绿色GDP在传统GDP中的占比保持在80%-85%之间。在绿色GDP的各核算指标中,自然资源耗减价值在绿色GDP中的占比最大,重工业基地特征显著;环境污染损失在绿色GDP中所占比相对较小研究期内均小于5%;资源环境改善价值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对山西省绿色GDP的正向带动作用逐渐显现。各地市的绿色GDP呈现出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其中太原市的绿色GDP最高,研究期内其绿色GDP在全省中占比超过20%;吕梁市受到能源消耗总量的影响,在研究期内绿色GDP呈“U”型发展趋势,是研究期内绿色GDP波动幅度最大的城市;阳泉市受制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及新增林地面积的大小,是全省中绿色GDP最小的地市,在全省中占比小于5%。（2）从时间范围来看,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2011-2012年和2017-2018年效率值均超过1,处于生产的前沿面上,而2015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值相对较低,仅为0.89。通过核密度模型发现,虽然效率整体呈现提高的发展态势,但研究期内不同地区的效率值差距逐渐拉大,低值区和高值区差异显著。其中太原市和朔州市的效率值相对较高,远超全省平均值,而运城市及临汾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值均小于0.6,属于绿色发展效率低值区。从空间变化来看,各地市的绿色发展程度并不平衡,整体呈现出北部高于南部,东部高于西部的分布特点。通过重心迁移模型发现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重心位于太原市境内,研究期内绿色发展重心从太原市清徐县最终迁移至太原市晋源区,绿色发展效率重心累计移动距离达到62.04千米,向东迁移10.11千米,向北迁移29.27千米,效率重心南北向波动范围急剧扩大,东西向波动范围呈缩小趋势,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南北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3）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各影响因素中,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城市年均PM2.5浓度表征的污染防治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较大,此外城市化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也相对较大,而专利申请情况的影响程度则是各影响因素中最小的。各地市情况与山西省基本一致,污染防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大影响,而科技创新尤其是专利申请情况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中污染防治与绿色发展效率关联度最高的地市包括大同市、晋城市、晋中市和临汾市。社会经济与绿色发展效率关联度最高的城市包括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朔州市、忻州市、晋中市和吕梁市。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程度最高的地市仅有运城市。最后本文通过绿色GDP核算结果,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了提升山西省绿色发展水平、建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关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