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权制度发源于罗马法,后被大陆法系国家广为发扬。其创立的初衷在于保护家庭成员的居住利益,后在大陆法系的继受中有了新的发展。我国最早在2002年的《物权法草案》中规定了居住权制度,至此,居住权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最终由于适用范围狭窄而在草案第五稿被删掉。近年来,民间和司法实务中对居住权的解释和实践越来越多,对居住权制度的呼声逐渐升高。民法学者也不断深挖居住权制度的新功能,寻找居住权制度在我国的生存空间,支持规定居住权的声音越来越大。党的十九大也提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居住权制度的生根发芽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本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居住权制度再次被纳入草案。居住权制度的制定将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为以房养老、缓解我国住房压力等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因此,当前有必要基于我国的国情,对居住权制度的本质属性、功能价值以及现有立法进行探讨。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居住权制度的概念辨析、本质属性。罗马法中的居住权具有强烈的保障弱者属性,这是由罗马当时的财产制度、社会结构和伦理习俗所决定的。居住权包含了两种本质的属性:为保障弱势群体而限制居住权流转的人役属性和作为一种将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工具的物权属性。如果仅关注居住权的人役性,将导致居住权制度的功能被禁锢,适用空间被大大压缩。相反,强化居住权的物权属性,不仅可以实现其保障弱者居住利益的应有功能,而且能够在以房养老、解决人民住房问题、丰富财产利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我国规定居住权制度的现实需求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在居住权制定以前,民众只能通过债权化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财产,这种方式无法准确表达其真实的处分意思,法官面对居住权案件,由于没有明确的依据,也只能通过解释的方法来保障当事人的居住权,这导致了法院的裁判尺度不一。社会的发展亟需居住权制度的制定。我国制定居住权制度的价值目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我国社会仍有相当的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需要保护,这也是“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应有之义。第二,为以房养老提供制度支持。确立居住权制度后,老人可以通过转让房屋的同时为自己设立居住权的方式,自己解决养老问题,缓解社会和子女的压力。第三,缓解我国社会的住房压力。我国目前房价高企,普通家庭买房困难,居住权制度确立以后,可以通过在他人的房屋上设立居住权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第四,丰富财产的利用方式。在分时度假酒店、合作建房等场合下,居住权制度有利于厘清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三部分主要考察了大陆法系中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关于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概况。《法国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制度禁止居住权的出租、转让和继承,在设立方式上由以遗嘱设立为主转向了以契约设立为主,将罗马法中“不因未行使而消灭”改为“30年不行使权利消灭”。《意大利民法典》仍然限制居住权的流转,对居住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做了详尽的规定。《德国民法典》将居住权置于限制的人役权下,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只有得到所有权人同意时才可出租;为克服传统居住权不能流转的弊端,德国在《住宅所有权法》中规定了长期居住权,允许居住权人转让、继承,并可以进行任何合理的收益。法、意、德三国在对居住权制度的继受过程中,均结合本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对居住权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比较分析以上三国的居住权制度,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我国应当破除居住权的人役性。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构建进行探讨。首先,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我国目前采取物权编单独规定的模式是合理的,但是对居住权制度的规定比较笼统。其次,居住权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居住权的主体。另外,应当区分居住权主体和共同居住人;居住权的客体应当是他人房屋的整体或者部分,以及附属设施,租赁的房屋不能成为居住权的客体。再次,居住权的取得方式应当包括合同取得、遗嘱遗赠取得、依据法律规定取得、裁判取得等方式;以签订合同方式取得应当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以其它方式取得都应当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居住权的取得不应当限制为无偿,《民法典》增设但书是合理的。在居住权的内容方面,应当以居住权人有权将房屋进行流转为原则,以限制流转为例外,但在保障性场合下则相反。另外,居住权人的义务应当包含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合理使用的义务、支付对房屋日常使用的一般费用的义务、对所住房屋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