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搜查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行为,在实践中应用十分广泛,其在收集犯罪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各国普遍奉行国家追诉原则的当代,刑事搜查作为侦查机关主动追诉犯罪的一种重要措施,因其具有强制性特点,在行使过程中如果不当使用,会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宪法性权利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会对法治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以加强对搜查权的监督和制约,但是,过于重视公民权利的保护,也会影响案件侦破的效率,从而威胁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权益。因此,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之间实现平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在立法、司法实践方面,也与域外法治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我国刑事搜查制度规定得十分简单,存在启动条件随意、无证搜查不规范、缺乏具体的程序规范等一系列问题。相对而言,域外许多法治国家的搜查制度规定得较详细,如以搜查的启动条件为例,我国搜查程度的启动是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只论目的,不设条件,只强调了“寻找犯罪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立法目的,而不管行为是否有合理且相当的理由。美国搜查的启动基于“理由的正当性”,该理由是建立在大量客观线索、证据之上的,不是靠主观推测的。英国搜查的启动因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也要求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日本的搜查理由因搜查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除此之外,我国刑事搜查制度还存在无证搜查程序不规范,缺乏司法审查机制、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边界不清晰,违法搜查的救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本文将在在借鉴域外法治国家刑事搜查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提出有针对性、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措施,如将搜查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实行司法审查制度;明确搜查的实质条件和启动程序;完善无证搜查的种类和条件;完善刑事搜查预防和救济机制等。通过对刑事搜查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我国刑事搜查制度更加合理,在兼顾正义与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相对平衡,促进整个侦查制度的完善,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