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45年,在转变的中国,智识阶层试图通过想象和叙事为中国寻求一个集体的现代认同,并由此确立变革的有效方式与合法途径。学生被树立为现代性的象征,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身上的新质符合了从精英到大众对于理想国民的想象和塑形,还在于这种想象和塑形的背后暗含着一个建立现代中国经验和价值谱系的吁求,一个将传统、现世与未来三者之关联做出合理阐释的努力,一个有关“新中国”愿景极为重要的中介概念,一个承载了意识形态与审美指向的乌托邦。对于学生形象的塑造,源丁国运式微的焦虑以及对于启蒙的呼唤,成为知识分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或文化理想所采取的一种迂回路线。本文的论述分为五章,选取留学生、新青年、女学生与“古老的青年”进行分类讨论。遵循的既是一个社群出现的时间顺序,同样也是一个逻辑顺序。留学生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体象征,既勾勒出中国现代性诞生、流变、重塑与散落的线索,以及不同时期想象中国和想象西方的不同形态,同时又借助对这一群体形象的观照,表达出中西文化冲突之下个体的生存困境。对于新青年的塑造关联着新旧冲突的时代核心命题,新旧两分自五四后尤显,新青年被神圣化为进步观念的代名词,寄寓着革故鼎新的启蒙诉求,成为革命力量和现代意识的象征符号。在由寄托爱情到寄托革命的“娜拉模式”中,出走成为觉醒的同义替换。娜拉,由自由独立的象征演变为左翼革命动员的符号,生产着时代所需要的经验形态,并通过对这一经验的复制为女性解放以及知识青年的道路选择寻求一个集体的现代认同。作为在文学中被赋予了不同价值取向和现代意义的三种学生类别,在带着巨大的光环滑入既定轨道之时,也产生了离析的可能。“古老的青年”构成了“新青年神话”的反思与解构。论文第五章阐释作为知识生产主要场域的学院空间,对于文化格局的形成以及塑造学生形象,并增强其身份意识和国民价值中的作用。大学被纳入到整体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之中,它为“新中国”的叙述与论争提供了一个激荡与阐释的空间,也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动向的一个侧面。诸种政治、文化、商业力量的冲突与制衡,围绕着“学生”形象的塑造形成了一个观念交锋的话语场,然而却又很快流于原型的重复,并最终经历了群体性的从启蒙到被启蒙的角色转换,其间的起承转合,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