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张成为文字记录载体以前,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东亚地区,普遍采用竹木简牍记录文字,这种书写方式于公元前1世纪已普及到朝鲜半岛南端,再经由朝鲜半岛传入到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7世纪。与中国的简帛使用不同,朝鲜半岛和日本,在纸张的使用普及以后的数百年间,木牍仍继续用作书写。上世纪70年代在新罗的王都——庆州首先发现木简以后,咸安城山山城(新罗在地方修建的城郭)等地也大量出土木简,反映了纸木并存而纸张普及率低的6至7世纪,即中古代朝鲜半岛的文字记录实况。但是,韩国学术界对木简的理解和研究上的利用范围也停滞于修正和填补传统史书记载的错误及空白,尚未进一步拓展到木简本身的研究。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自然使韩国的简牍研究起步较晚,尚不能与中国、日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本研究希望通过6至7世纪,这个纸木并用时期的新罗咸安城山山城木简的研究,建立一个典型案例,对韩国出土汉字木简进行尝试性研究。首先在序言中对新罗咸安城山山城及庆州雁鸭池出土木简的意义,和本次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继而对韩国出土木简的发掘历史、韩国木简学的发展以及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了回顾。接着,文章对出土木简的外形一一如规格、材质、加工状态等进行了分类及考察。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引入内容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公元6至8世纪前后统一新罗时代地方运营的实际情况——村落支配形态、划分行政区域等,以及宫廷的日常生活和贵族教育等中古代时的主流文化。最后,文章对新罗咸安城山山城及庆州雁鸭池出土木简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尚遗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