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生活转型的双重变迁。公民社会的兴起为社会转型注入一针“强心剂”，出现了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结构模式正逐渐向公民本位型转变的迹象。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开展了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作为人才聚集地的高校也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目标对象。随着我国高校体制改革的不断加深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跨国交流合作水平”成为高校改革的政策性发展目标。2012年5月4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中，更为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高校与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以及“积极联合国内外创新力量，有效聚集创新要素和资源，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形成协同创新的新优势。”。正是基于此背景，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学界研究者把国际非政府组织视为改革高校体制结构和激励机制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希望通过引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来改革高校面临的诸多困境。本文力图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高校之间进行探索，透视双方的合作关系。通过对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同我国高校开展合作的实证调查和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找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我国高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困境，进一步分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我国高校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并力求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高校合作关系发展之路。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释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以及从INGO的兴起渊源、概念特征、与高校合作情况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在阐述本文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后，重点厘清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高校的概念特征及功能，并对“市场/政府失灵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和协同创新”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第二章为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我国高校合作的现状及困境分析。在介绍DAAD的总体概况后，借由通过DAAD与美国、法国、印度和中国高校合作的项目及资助人数等情况的对比，并在梳理DAAD与中国高校合作情况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主要项目的基础之上，分析DAAD与我国高校合作的法律困境、制度困境、资金困境、人才困境和互信困境。第三章为影响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我国高校合作关系的因素分析。根据第二章调查反应的困境，从支持促进和阻碍剥离正反两大方面，详细分析了影响INGO与我国高校合作关系的国际环境因素、制度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组织自身因素。第四章为我国非政府组织和高校良好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对应前文第二章所阐述的INGO与我国高校合作的困境及第三章所分析的影响二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原因，提出促进INGO与我国高校合作的政府、高校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改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