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沫若及其作品的研究中，大多学者是沿着郭沫若自己的描述，关注他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郭沫若是在日本——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开始接触、关注西方文化的这一特殊因素。他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学可以说是经过日本文化筛选，进入日本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郭沫若通过日本文坛博览欧美文学、扩宽了视野，为中国文坛输入了新鲜血液。而这血液中，可以捕捉到日本文化的因子。日本——这一文化背景在郭沫若研究中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提示。例如：郭沫若的早期文学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很深。而此时的日本正一度掀起着阅读、研究泰戈尔作品的热潮，并在1916年前后达到了高峰。郭沫若受到惠特曼的影响，有过“惠特曼倾倒期”。而他是通过有岛武郎的《叛逆者》认识惠特曼的。他对于惠特曼的最初认识，来自有岛武郎对于惠特曼的解读。而且在郭沫若的惠特曼认识，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有岛武郎的影响。例如：在郭沫若描述自己受到的惠特曼影响的言论中，郭沫若在《女神》中表达的叛逆性格，郭沫若的《匪徒颂》与有岛武郎的《叛逆者》在题材的广泛化与多样化、创作手法等方面都能看到有岛武郎对于郭沫若的影响。 郭沫若在留日的20年间，确立了他在中国的新诗人地位，取得了考古学上的突破性成果。本文以郭沫若留学10年期间的创作初期的文学活动为中心，以郭沫若与有岛武郎在此期间的文学创作为文本依据，梳理郭沫若与有岛武郎在惠特曼认识上的异同，从郭沫若与有岛武郎的人生经历中寻找两者的相同之处，来分析他们受到的惠特曼影响，并寻找郭沫若的早期文学创作中受到的有岛武郎影响。 闻一多对于郭沫若的《女神》表现了20世纪特有的反抗性的评价，得到了诸多文学史家和郭沫若研究学者的首肯。而这其中的反抗精神与叛逆性格，也成为今人解读五·四文学精神的重要领域之一。本文在此基石上关注近代日本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影响，并力图借助史料，做出一点儿具象化的努力。说明无论是创作方法还是文学精神，近代日本都曾是西方思想文化步入中国的一个中转站。而且这一中转模式中，那些东渡扶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尤为明显，其中包括郭沫若在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研究的一大课题，郭沫若研究的语境不仅相当宽泛，涉猎领域也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和作品的范畴。所以，聚焦留日岁月与郭沫若漫漫人生的思考既是必须的又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