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概念由数、数字、数学、数据等概念发展而来，是西方理性与数字化技术结合的产物，展示了人类主体的理性力量、认知力量、技术力量和实践力量。因而大数据与人的主体性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数学逻辑思想发展与西方理性相互纠缠的发展历程。数学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数到演绎思想再到数理逻辑的发展历程，不断为主体提供逻辑的理性力量，并在理性发展中确定了主体性原则、个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二是数学算法思想发展与人类量化认识的发展历程。数是人类量化认识世界的中介和工具，人类正是在对数的确定性追求中，并随着数学算法思想和测量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对世界量化的水平，从而走上全面量化认识的道路。人类在量化认识过程中不断扩大科学知识的地盘，给予主体充分的重视，主体由此走上高昂。三是数学工具理性的发展与主体困境形成的发展历程。17世纪科学数学化和20世纪数字化运动，为人类带来了两次自然科学高潮和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主体不断走向高昂的同时也将主体陷入到深深的困境之中，由此带来了对主体和西方理性的整体反思和批判。　　大数据时代数字化技术已全面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个无处不计算、一切皆数据、万物皆联网的大数据社会，改变了主体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主体认识的数字化、经济生活的广义虚拟化、社会文化领域的草根化三个方面。首先，大数据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全面量化、数字化的认识路线，使得知识始于数据、规律源于计算、理论逐渐消亡，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不断技术化、外在化和商品化，由此给人类主体带来了一种受控与被动的、实践与虚拟实践逐渐模糊、数字化主体与智能化机器共处的数字化的生存体验;其次，大数据到来使得广义虚拟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形成了大数据时代五种经济形态和主体生存状态:注意力经济与品牌化生存、创意经济与概念化生存、体验经济与情绪化生存、共享经济与社群化生存、长尾经济与个性化生存，这使得大数据时代精神生产逐渐成为生产发展的动力，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转变，为传统实体经济的理性人注入了更多的人性，从而改变了主体在经济生活领域的生存境遇;最后，数字化技术促进了草根文化的繁荣，形成了荧幕空间的选秀文化、赛博空间的另类文化、剧场空间的滑稽文化，草根在自己的文化空间中显示出向主流文化靠近又不靠近的一种伪崇高、伪辩术和伪权威的精神气质，为主体带来一种娱乐至死之后的游戏化生存体验、灵韵消失之后的原生性创造方式和文化暴力之后的情绪化生存方式。　　大数据为人的主体带来了新的生存境遇与生存体验，而这种生存境遇的转变与主体的发展既是以数学思想为精神内核的西方理性的发展结果，也是以数为工具的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数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内在悖论、现实悖论和理性悖论，这些悖论随着人类理性发展、量化认识和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得到扩张，由此形成了大数据时代人的认识悖论、社会存在悖论和人的发展悖论。　　大数据时代人的认识悖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作为西方理性进步阶梯的数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法则:秩序法则和测量法则，两种理性力量:逻辑力量和算法力量，两种相悖的理性功能:拯救现象与摹写实在。西方理性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视为秩序法则的不断破碎和测量法则的逐渐建立、逻辑力量的不断抽象与算法力量逐渐壮大、拯救现象的力量不断式微和摹写实在的力量逐渐占据主导的矛盾发展过程，正是这些相悖的理性力量的矛盾发展过程也形成了人类量化认识、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展现了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理性特征、认识特点和科学研究方法。第二，大数据认识论实质是摹写实在的理性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认识论既不同于经验论也不同于唯理论，它通过将相关关系界定于因果关系的派生关系的量化描述从而获得其认识的合法性，同时又接纳其自身认识过程中的测不准的悖论现象，使其所获得的知识呈现出事实真理与逻辑真理的二元融介态。第三，数学的理性发展在哲学上表现为人类理性的祛魅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17世纪的科学数学化与近代理性祛魅历史过程，二是20世纪的数字化运动与现代理性祛魅历史过程，在这一理性祛魅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理性不仅始终无法驱除人类实践之魅，大数据的到来还为人类认识带来了世界的返魅现象。由此，西方数学在这理性祛魅过程中其自身成长为人类理性中最大的迷魅，构成了人类理性认识上一个最大的悖论。　　数学思想在其抽象发展过程中不断丧失其在生活中的确定性，却又不断给予人类强大的理性力量，构成数学思想的现实悖论。这一悖论到大数据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大数据在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中获得最高抽象再回归到人类日常生活世界时，其影响超过任何时代，这表现在:秩序法则的破碎为主体生存打开了一个自由空间的同时又将人类置于测量法则所构建的数字牢笼的襟锢之中;世界返魅为人类重返人性关照的同时又将人类置于算法理性的暴力之中;大数据在不断破坏秩序法则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又以碎片化的方式重写现代性，由此构成了大数据时代主体的社会存在悖论。　　西方理性、现代科学、工业文明、主体性发展都是建立在西方数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基础之上，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数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在经历了三次数学危机和两次数据革命之后，数据的摹写能力越来越强，到大数据时代已经形成了以数字化技术为特征的数的仿真世界。与此相比，人类主体的发展却呈现出智能与道德的不平衡发展，在智能发展中又呈现出技术化的单向发展，不断地放大着人的单向度，由此构成了数与人的发展悖论。其次，数在不断获得其丰富的形式时也不断获得丰富的内涵，不断地走向信息化、知识化、商品化和虚拟化，由此不断走向多元。与此相比，数的内涵越是丰富，数对人的异化更为复杂，从商品物化转为数字符号异化、从技术异化转为技术座架、从在场的异化转为脱域的幻化、人类自身的异化，由此形成了数与人的异化悖论;最后，大数据带来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从数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数学演绎思想与算法思想在经过螺旋式的发展之后的结果，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悖论的思想，既包含数学思想发展中的内在悖论，也包括数学实践中的现实悖论，由此构成了人工智能与人的生存悖论。　　大数据时代人的主体性中的种种悖论究其根源是源自于数学思想中所存在的悖论在西方理性中的扩张。马克思在吸收了黑格尔理性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后，将理性放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哲学，最终将人类理性中的悖论放在实践中解决。因而，要通过培育理性去提高认知、通过扬弃资本而扬弃数字异化、通过测量法则去构建新的主体价值体系，提升人的价值主体，从而实现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重新占有，使人类在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中获得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