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由来已久,它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但关于这一活动的定义、性质和标准却至今仍存有争议。传统观点认为,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代码转换,是一种从属于创作的文字活动,而判断译文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忠实地译出了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各种内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原文和原作者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译者更是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追求着忠实和对等。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及文本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译者认识到绝对的忠实或对等在实践中是无法企及的。考虑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不少学者提出了翻译就是改写,主张叛逆的必然性,并质疑忠实的必要性。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张教授认为,“忠于原文”的实质是中国权力关系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忠于领袖、忠于上司、忠于父母、忠于丈夫”的道德标准在翻译上的应用,必须推翻;实际上译文只要好就够了,无须计较它是不是翻译。针对这一组矛盾的观点,本文试图重新解读翻译本质和改写的内涵,以便进一步澄清翻译和忠实的关系,从而有效地进行和规范翻译活动。借助案例描述和功能分析的方法,文章剖析了“忠实”与“叛逆”这一组对立概念,并指出虽然翻译中存在改写现象,但这无法否定忠实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具体而言,由于翻译活动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转换,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或多或少地需要对原文进行改写,然而,这一事实只是通过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个人风格的独特性、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突出表现了忠实的困难性;此外,翻译在本质上有别于创作,它所要求的忠实也本质上不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忠实。这种忠实不是表现尊卑的伦理忠实,而是为尊重原文、原作者、及知识产权法所选择的忠实。因此,在翻译中绝对的忠实虽然难以做到,但追求忠实的态度仍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