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注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经验研究作品，通过分析钉子户的产生、构成及行为逻辑，揭示基层治理中的权力结构及技术特征，进一步检讨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本文的经验资料来源于河南扶沟、湖北京山、江西安远及福建武平四县农村。对各地乡村治理特征的把握，不仅来自于作者本人的调查，还得益于华北和华南研究的学术传统，以及华中地区村治研究的积淀。在把握各地村治模式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计划生育、农业税费征收等涉农政策的实践分析，把握治理钉子户的总体状况。本文在分析概念上，主要得益于中国乡村研究的两个学术传统，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对乡土中国的出色研究，尤其是费孝通先生的努力，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地方治理的深入研究，尤其是黄宗智的持续关注。在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处理上，作者有意利用区域比较的视角，甄别各种分析概念在经验解释上的有效性，从而丰富理论的内涵和经验的理解。本文研究的主旨不在于提出新的理论，而在于加深重大问题的理解。本文力图证明，治理钉子户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边缘人是农村变革有序进行的基础。边缘人是乡土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与地方精英一样，是维系乡土社会内生秩序的关键力量，也是促成乡村社会变迁的活跃因素。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为边缘人更广泛地参与推动国家政治变革及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一部分边缘人被动员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动力，更多的边缘人则成为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钉子户，在重塑基层治理的同时，隐蔽地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综合治理是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特征，这是通过代理人体制来实现的。双重身份使代理人纳入更加广泛的权力网络，并能调动更多的治理技术，不仅引入了国家权力，还调动了非正式权力，不仅将教化权力充分调动起来，还调动了横暴权力。综合治理既是国家权力实现简约治理的基础，也是基层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治理钉子户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领域。钉子户为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支点，基层治理领域因此开放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钉子户甚至直接进入国家治理领域，触动国家政治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