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因《万历十五年》一书而声名鹊起，之后他的著作持续热销，以致形成“黄仁宇现象”。史学界对其著作及史学观念有所争议，褒贬不一。有历史学者质疑其治学不严，特别是对其“大历史观”颇多微词。通过对黄仁宇的史学观念进行梳理辨析，以定位其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位置，并对历史叙事方式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研究。黄仁宇的一生不仅命运多舛、起伏跌宕，而且学术生涯也颇多磨折、争议随身。他生于湖南长沙，曾投笔从戎，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研究工作。1980年黄仁宇被纽普兹分校解聘后，专事写作，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著作。这位半路出家、大器晚成的历史学者，其学术生涯开始于知天命之年。其后三十年间，他勤奋终始，笔耕不辍，学术造诣日臻精深。其谨严的治学精神，不竭的学术热情，令人钦佩。当然，与学术大家相比，黄仁宇的治学与资历均未能望其项背。但他军人与记者的经历，以及他所经历的时空变迁，都给了他难得的思想滋养，使他的史学观念平添了一些特立独行的经验。就像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其学术生涯也并非一路顺遂，其间颇有一番波折与起伏。经过动荡不安的时代，而且亲历血雨腥风的战争，对于转身走进书斋研究历史的黄仁宇而言，的确另有一番感受。这是一种切身经验后的思考。对于那段影响他那一代人大半生涯的历史，黄仁宇曾“对之经过多度的思量与扪心自问”。在其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伴随着因这种切身之感而来的追问，使其史学研究的视界逐渐放宽，以明史研究为起点，串联古今，横贯中西。从黄仁宇的研究视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传统中国的剖析，还是对近代中国的追问，甚或是将西方历史作为参照，都没有离开一个不能绕开的命题，那就是中国如何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即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论是黄仁宇思考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主线，也是其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数目字管理”、“西体中用”、“技术史观”等概念只是在解读现代化概念时所使用的工具。由古及今，贯通中西，看似琐碎庞杂的研究，却因其背后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而具有了内在的关联和逻辑。如果说现代化论是黄仁宇史学的躯壳，那大历史观则是统帅其整个学术研究的灵魂。在黄仁宇的评述中，我们无处不见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历史理念，那就是他的“大历史观”。无论是对于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历史瞬间的描摹，还是对于中国长期革命这样一个指涉久远命题的解析。当我们循着“大历史观”所导引的思维逻辑逐渐理清了黄仁宇的历史观念之后，有必要对其历史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因为“大历史观”既是一种历史的视角，也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所以，研究黄仁宇的治史方法，同样不能离开“大历史观”的视线。从某种程度上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恰恰是通过他不断成熟的研究方法来体现的。可以说，作为方法论的归纳、综合、比较也更好地诠释了“大历史观”的深刻内涵。当然，黄仁宇在“大历史观”所确定的研究思路上虽然有一些新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黄仁宇不仅在治史方法上偏离通行的研究范式，而且在历史表述方式上也另辟蹊径，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派历史书写主流之外，探求更具阅读亲和力的历史表述的另一种可能。或许他的史学积淀不够，或许他的见解未必深刻，但我们从他的文本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血肉和肌理，体验到一种新鲜的史学语式。这也是他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斯人已去，争议犹存。或许黄仁宇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流沙，或许若干年后他的“大历史”、“数目字管理”、“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等理念已成明日黄花，然而，其遗留的作品以及提出的议题，至今犹有余韵。在稍稍厘清了黄仁宇的史学观念之后，由此延伸出的历史学的定位、历史评价的基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议题值得反思与探讨，这或可视为研究黄仁宇史学观念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