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历史尚短,其立法实践、法学研究均以域外成文法为基础。然而,习惯游走于法律条文的立法者和学者易于忽略法律赖以立足的实践基础,致使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脱节。在中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越发严峻的现在,实践中的未成年人与少年司法却鲜少引发学者和立法者的回应。本文试图论证社会学视角的引入对于法学和法律的必要性和解释力,从少年司法琐细的法律条文中抽象出其所预设的“未成年人”形象,从而抛开繁琐的规定直面法律本身。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关于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都是特定社会背景的产物。幼年期与成年期的生物学区分是自然的存在,但儿童与成人的划分却是社会的创造。作为孕育未成年人的前提,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新的本质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迥异于过去的现代儿童形象得以发明。以城市化和人口剧增为引发的犯罪浪潮为背景,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纯洁无垢、蕴含理性潜能且因外界污染而行差踏错的儿童在实证主义法律的注视下化身为未成年人,以此为中心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即是少年司法。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以及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一方面,缺乏深度的电子媒介在根本上动摇了儿童与成人的区隔,使得知识的隔离和教育的规训都不复有效;而另一方面,伴随个体化出现的社会资本衰减和社会网络解构则让儿童从“我们”中被剥离,成为了大众话语的他者,而不再是值得呵护的美好成员。上述变化使得关于现代儿童的想象产生了裂痕,在极端犯罪案件和高涨的犯罪趋势的推波助澜下,人们开始重新想象罪错儿童的面目,转而将不端行为归诸于儿童自身,这直接促成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导致了美、日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之所以无法简单地用犯罪率解释将罪错儿童送往刑事程序的趋势,其根本原因正是从儿童到未成年人的形象所发生的本质改变。由此,笔者认为,应当以对少年司法的重新理解为契机,立法者有必要悬置该制度的正当性,面对中国大陆的现实去了解、思考、构建罪错儿童的处理机制,而非简单模仿域外的“先进”制度;法学研究者则应当从法律条文中抽身,以对具体语境的关注摆脱逻辑的窠臼,从而超越形式主义的演绎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