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及城乡差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自中央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拉动作用重新回到政府和学界视野,如何破解我国存在的高储蓄之谜,刺激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获得成为我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如2002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2006年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的新农保等,这些政策对改善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抑制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表明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有助于缩小差距,是改善城乡差距及协调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而现实中,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比较突出,城乡居民在享受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上的差距虽有降低趋势,但仍不容忽视,为了有效缩小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与正义,十七大、十八大及十九大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及均等化分别做了重要部署;此外,除了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之外,虽然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公共服务供给过程还存在质量较低的事实,尤其区域差距是整体差距的主要来源,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政府不断供给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基于此,我国国办于2018年颁布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将提升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突破口。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不均等与公共服务质量为视角,以城乡消费差距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17年为样本观测期从理论与实证角度研究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文章遵循“基础理论分析—作用机制及模型构建—现状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分析思路进行论证,得出了以下结论:公共服务差距（不均等）是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地方财政失衡则加剧了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我国各地公共服务质量普遍偏低,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距,区域间差距是其主要来源;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提升社会整体福利,其主要作用机制路径是城镇化比例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城镇化比例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公共服务质量的效应最为明显。具体而言:第一,首先针对国内外关于城乡消费差距的研究现状以及国内外关于公共服务差距及公共服务质量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文献综述,在阐述了有关消费理论、基本公共服务理论,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阐释其作用机制,认为公共服务差距的存在不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并证明了公共服务差距虽不是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主要因素,但却是其重要原因,进一步地缩小公共服务差距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第二,对现有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的测度方法进行梳理后,通过Dagum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人均消费比等完成对城乡消费不平等的区域分解、时间序列分解,考察其时空演变过程。就我国各消费不平等关系来看,城乡消费差距是总体消费差距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在70%左右。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及城乡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在样本期间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各项消费差距大小依次为全国总体差距、城乡消费差距、农村内部消费差距、城镇内部消费差距,其下降幅度从大到小依次是城乡消费差距、全国消费差距、农村内部消费差距、城镇内部消费差距,文章还进一步使用泰尔指数和人均消费比等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第三,在进一步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前,首先总体上分析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现状与特点。具体是:与前文相对应,选取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使用熵指数-TOPSIS法评估了我国各省市样本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为了精确分析我国地方公共服务质量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Dagum基尼系数及子群分解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地区差距及来源进行了科学测算与分解。发现我国公共服务质量较样本初期有所提升,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距,得分较高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等较为发达地区,为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得分较低区域为贵州、云南、江西、河南、安徽、广西等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就区域内差距而言,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距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整体上均表现为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在2006年以前表现为波动中缓慢上升、2006—2014年缓慢下降至样本期间最低值,之后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表现为微弱下降;中部地区区域内差距不仅低于东部地区,也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其整体变化趋势表现为扁平的“M”形状、在波动中上升下降;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也是表现为下降趋势,样本期间其不平等程度均低于全国水平和东部地区;就区域间差距而言,也是整体上表现为下降态势,但下降过程并不尽相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地区差距相对于东—中、东—西均较小。就区域差距来源及贡献看,区域间差距贡献最大,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平均约为41.8%,其次是区域内差距,平均约为31.36%,最后是超变密度部分。本文认为缩小公共服务质量差距、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是缩小区域间差距。第四,由于文献中关于公共服务数量的测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因而本文从公共服务数量不均视角证明其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即将公共服务数量不均分为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医疗卫生差距和社会保障差距。通过研究并证明了公共服务差距的存在虽不是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却是重要原因这一基本结论,反面论证了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中的作用,由于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本文选择了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作为工具变量采取补救措施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同时还使用了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构造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进行了分析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还表明,三种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医疗卫生差距每变化1个标准差,会带来城乡消费差距0.13个标准差的变化,社会保障差距每变化1个单位的标准差,会带来城乡消费差距0.07个单位的标准差,而1个单位基础教育差距的标准差对消费差距的边际影响为0.06个单位的标准差,三者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大小依次是医疗卫生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基础教育差距;机制分析中,在分析了地方财政失衡下政府行为的变化后,通过引进地方财政失衡与三类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交互项系数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失衡下公共服务差距加剧消费差距的体制性原因。第五,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在第一章分析的基础上,紧接着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可能影响路径,并采取实证分析检验了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提升、城镇化比例以及政府管理效率促进了城乡消费差距的缩小,随着人力资本、城镇化比例和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逐渐增强,尤其在分组检验中,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和城镇化比例较高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效应较为明显;为了避免估计结果出现的偏误,文章通过使用历史人力资本和财政透明度作为工具变量,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城乡消费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供给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集聚类型,即地区城乡消费差距较大的区域临近地区城乡消费差距也较大,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地区其临近地区公共服务质量也较高,同时地区城乡消费差距不仅受到本地区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也同时受到临近地区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体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最后,本文从公共服务差距与公共服务质量方面针对如何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给出了政策建议。就如何缩小公共服务差距而言,文章建议:（1）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建立城镇学校与农村学校的“结对帮扶”,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完善医疗信息化建设、实现医疗信息互享,并改善乡村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实现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构建统一、乡村联动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2）在理顺央地财力与事权关系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理顺省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范围,并通过进一步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地方财政失衡问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引入三方审计完善监督机制。（3）就如何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而言,随着国家《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出台以来,各地纷纷制定了具体的预算绩效管理措施等,但各自着重点、实施情况有所差异。本文认为:首先,良政的前提在于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的人行驶公权力以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但在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只有上级对下级进行评价时才会对地方部门产生一定的约束与激励,因此首要是明确全面预算绩效评价主体,本文认为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推动是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前提,明确“谁评价、评价谁”;其次,构建投入-产出框架下的差异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一致的原则下对不同评价对象依据其“三定方案”建立“共性+个性”的绩效指标体系,同时绩效管理范围尽可能覆盖到区县级;再次,利用信息系统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支撑实现,并形成人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及反馈机制,实行信息化与动态化管理;最后,增强政府官员信息公开意识,将预算绩效信息公开的工作加入到政府政绩考核中,推进预算绩效公开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