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新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实质上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确立了默示沉默权。但这种默示沉默权制度建立不久,其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尚不清晰,具有现实模糊性。但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侦查机关仍然习惯以获取口供作为案件突破口,并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口供的依赖,而这种具有法定性、强制性与紧迫性的侦查讯问权时常会侵犯公民权利,包括沉默权。因为沉默权与侦查讯问权各自的属性与特征,加之我国法治环境的强化作用,二者之间的冲突频繁。所以,在作为私权利的沉默权与作为公权力的侦查讯问权之间,建立一种维持动态平衡的机制,则需要沉默权与侦查讯问权相互让步,形成一种理性的妥协。就侦查讯问权而言,应当严禁刑讯逼供行为和规制证据污染行为,从而达到规范侦查讯问权本身的目的。就沉默权而言,应当对一些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利益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制行使沉默权,并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理性、自愿的基础上有权选择放弃沉默权。通过平衡沉默权与侦查讯问权,以最大限度达到兼顾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