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与公众对于政府服务效率提高的热切期望共同驱动着政府内部进行政务流程再造,以跨部门信息协同促进部门间业务协同,进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从理想层面来看,跨部门信息协同应以自动化方式实现信息在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流动。但从实践层面来看,虽然电子政府建设与信息技术发展均日益完善,但政府内部的跨部门信息协同始终面临诸多阻碍。究其原因,跨部门信息协同不仅是信息的协同,更是部门之间权力的协同。为打破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壁垒,有必要对跨部门信息协同的运作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以此观察我国当前跨部门信息协同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深层次成因并以此提出破解之法。概念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笔者从主体、客体、方式等方面对政府跨部门信息协同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厘清其与同为政府内部信息交换方式的信息共享之间的异同,避免后续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随后,笔者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信息协同相关要素,提出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分析框架,试图对跨部门信息协同的运作逻辑进行较为系统地表达。针对常规性跨部门信息协同,笔者将跨部门信息协同的运作逻辑分为系统环境、启动条件、动态过程和协同结果四个部分。其中,系统环境是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场域,始终制约或促进着跨部门信息协同的进行。启动条件是跨部门信息协同动态过程的输入端,对于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开展起到关键作用。动态过程是跨部门信息协同的核心所在,直接影响着跨部门信息协同的结果。评估与问责是跨部门信息协同的最后阶段,为后续跨部门信息协同能够顺利实践提供重要保障。在跨部门信息协同运作逻辑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政策文件、新闻报道与研究成果,笔者对我国的跨部门信息协同存在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反思与总结。其问题在于,跨部门信息协同的系统环境难以提供有效场域;启动条件难以为跨部门信息协同提供足够动力;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动态过程难以顺畅开展以及对跨部门信息协同的评估反馈与问责缺乏重视。上述问题产生的关键原因可以概括为拉力不够、意愿不强、能力不足与约束不实。因此,部门信息协同的破解之道在于:强化信息协同的目标导向,形成同一目标拉动;强化结果导向的横向激励,提升主体协同意愿;搭建跨部门信息协同平台,提升主体协同能力;强化信息协同问责,推动跨部门信息有效协同。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二:其一,在理论层面,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信息协同相关要素构建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分析框架,揭示跨部门信息协同的运作逻辑,为问题发现与成因分析提供理论指导;其二,在实践层面,分析我国当前跨部门信息协同难以开展的难点与堵点,并据此提出破解之道,以期对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实践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