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学习是二语习得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词汇量的多少、词语运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习者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日语的总词汇数量庞大、各种变体多,在日语学习中词汇习得的重要性尤其突出。汉语和日语之间有着漫长的语言接触与语言借用史,两国都使用汉字,而且使用汉字标示的词语集中或是分散地进入过对方语言之中。因此即便历经漫长的语言演变,两国使用的汉字中个别字词包含的意义出现了分化,或是被赋予了各自独有的文化色彩,但大部分用汉字标示的两国词语之间依然存在外形、意义上的对应关系。国内长期沿用了日本的对外日语教学法,该教学法是面向所有海外学习者制订的,并未区分学习者的国别,忽略了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本身具备的汉字认知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日语学习的极大促进作用。笔者认为把有汉字基础的日语学习者等同于欧美零起点学生,控制每一篇课文的词语习得数量,不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耗费时日,导致日语学习进入一种低速惰性的恶性循环。本论文以语言接触、语言迁移理论、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为基础,尝试对汉语与日语之间近两千年的语言交流史进行梳理,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对日语中的汉字及汉字词做了定量分析,尝试摸索符合中国学习者学习特点的日语汉字词教学法。绪论部分对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对象及意义、文献综述、理论依据进行了阐述,指出传统的日语教学法忽略了中国日语学习者的特点与优势。据笔者统计,日本语能力测试出题基准中使用汉字标示的汉字词的比例达到了88.7%,笔者认为应该发挥中国学习者有汉字基础这一优势,有的放矢地进行指导。在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部分对国内外有关日语汉字、汉字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选定了日本最新颁布的常用汉字表以及日本语能力测试出题基准作为研究素材,并对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根据——语言迁移、语言认知、对比语言学进行了论述。在第一章中,分三个时期对汉语与日语长达一千七百多年的语言接触与借用的历史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汉字系统和日本的汉字系统是在汲取古汉字营养后茁壮成长起来的枝干,枝干之间也进行着营养的互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形成了汉字圈枝繁叶茂的现状。在第二章中,笔者对日本的常用汉字表以及具有权威性的日语水平考试——日本语能力测试大纲中所列词语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在日本常用的2136个汉字中,字形与现代汉语中的汉字完全相同的占了55%以上,使用繁体字的比例为21%,对于中国学习者而言,一半以上的日语汉字不用学就已经会认、会写了；日语常用汉字表中与现代汉语中的汉字字义一致的占74.3%,中国学习者可以利用母语知识推测出日语汉字的字义；(二)日本语能力测试大纲所列的8075个词语中88.6%都是使用汉字标示的词语,也即本文的考察对象——汉字词,把7162个汉字词按照与现代汉语词语的对应关系划分为“同形同义”、“同形近义”、“异形同义A(易推其意)”、“异形同义B(难推其意)”、“同形异义”五大类,并对每类的词语数量以及所占比例进行了统计,得出以下数据：日本语能力测试出题基准中与“同形同义”的词语占了58.5%；“同形近义”的占3.5%；“异形同义A(易推其意)”的占了15.8%；“异形同义B(难推其意)”占了9%；“同形异义”的占了1.8%。“同形同义”和“同形近义”的词语共占62%,占了出题基准的一半以上。在第三章中,通过个案对笔者所倡导的教学法的效果进行了验证。笔者以零起点的日语习得者为对象实施了日语汉字词的认知及习得的教学实践与调查,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在初级阶段,中国学习者完全可以利用母语正迁移,正确推测出日语汉字词的意思；初级阶段的学习者容易忽略字形的差异,需要教师进行提醒与指导；有语境的文本更有利于学习者把握汉字词的词义；“同形异义”的汉字词以及“异形同义B(难推其意)”的汉字词比较容易误导初学者；在初级阶段就传授大量中高级词汇是可行并有效的；在中级阶段学习者的词汇输出中,比较容易出现言词性混淆、词义混淆、搭配错误等偏误。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指出应该开发适合中国日语学习者特点的日语教学法,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