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是由实体的景物和抽象的群体认知共同组成的系统。与之对应,景观形塑的过程包含实体的开发营建和主观的文化建构,受到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景观研究作为考察明清城市发展的新视角,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中,以景观形塑过程分析权力运作机制的“景观政治”范式,应用尤多。研究者多以单个景观的发展变迁为案例,分析其中反映的“国家-地方”关系,结论基本可分为国家主导、地方主导或二者合力三类。其中,清代景观研究更关注国家权力主导的景观建设,频繁出现强调皇权借助南巡强势介入地方景观发展的论述。微观的景观研究如何服务于宏观的城市史问题探讨,仍需要进一步反思和探索。一方面,由于研究者多选择考证单一景观的变迁过程,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对宏观问题的说服力不足,需要引入比较视角。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广泛应用的“国家-地方”二元框架本身也值得反思。城市史研究领域,对城市与国家互相需要的“共生关系”探讨渐多。在此背景下,景观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具体的城市社会环境中,分析国家与地方的冲突、合作、相互影响等复杂关系,而非简单使用非此即彼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清代扬州景观完整经历了兴起、发展、衰落的过程,期间皇帝、官员、盐商和地方文人都曾参与景观营建,从中可以看出各方力量如何影响景观变迁,是景观研究的良好案例。虽然清代扬州研究成果已颇丰硕,但深入考察景观兴衰及其影响因素者不多。与前人相比,本文不再以单个景观为研究对象,而是着眼于扬州景观整体,综合研究形塑清代扬州景观文化的主导因素。另外,康雍乾时期是扬州研究较为集中的时段,本文则对嘉庆以降景观和城市发展走向下坡的时段多有关注。以此回应南巡等外部因素影响能否在地方长期延续等较为宏观的问题。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溯扬州景观营建与变迁的过程。重点关注了北湖与保障湖两个景观带的发展,北湖景观完全由地方文人营建,顺康之际兴起,数十年便淹没无闻;保障湖开发相对较晚,却在王士祯等官员和南巡的推动下逐步成为扬州景观的代表。两处景观的不同命运,实际反映了地方文人与官员、皇权在景观形塑中的影响力差异。第二部分重点关注城市景观的文学与图像表现。文学书写逐步走出单一的“芜城怀古”传统,出现重视文人贤宦、回避朝代更迭的“地以人传”叙事和“南巡盛典”叙事;景观图像也改变了清初期以石涛为代表的文人风格,在乾隆南巡以后呈现出宫廷画本特色。景观文化内涵的扩充和更迭,有赖于宗元鼎、李斗为代表的地方文人主动迎合官方景观建设。然而盛世之下,蒲松龄、赵翼等人笔下的扬州景观却略显负面,反证了主流景观意象不过是一种文化建构。无论是游客还是地方文人,对扬州景观普遍认同感的缺失,实为景观衰落埋下伏笔。第三部分探讨园林景观与城市社会关系。南巡结束后,迎驾园林虽有“官修官办”之名,实际管理却形同私家园林。时人普遍将园林视为用于享乐的私人财产,园主不思经营园林生产,地方社会不鼓励园林开放。既无共同珍视、呵护园林的共识,更没有形成维系园林运转的制度化规则。最终,园林胜景旋踵而逝。扬州园林的衰落,反映出南巡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并非长期延续。景观变迁折射出城市兴衰,扬州城市的繁荣同样建立在盐政、盐商特权政策的基础上,缺乏“内生动力”。在景观凋敝后,随着晚清两淮盐政改革,失去外力刺激的扬州最终不免迅速衰落。史料方面,在方志、笔记、文集、竹枝词等常规地方史料外,本文尝试借鉴美术史方法,从景观图像构图风格转变分析景观文化变迁。同时,本文注重对内容相似的纪游诗文、笔记小说等文学性材料的细致解读和考证,参考了部分略有负面的景观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