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念如何在知识上是可以接受的，这是知识论的首要问题。有神信念要面对两个有关知识辩护的问题，一是能否证明真假，二是能够知识上得到辩护。本论文即是要考察有神信念的辩护，特别是以AlvinPlantinga为代表的改革宗知识论。　　 本文首先讨论有神论证(theistic arguments)。历史上有神论证有多种，如托马斯的五路论证，以及本体论证，目的论论证等。本论文提出一个有神论证不可能的结论。虽然，不少哲学／神学家都曾提到，上帝存在的肯定和否定的证明都是不可能的，但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论证。首先，本文分析各种有神信念论证，根据其结论是否越出前提的标准，把它们划归归纳或演绎论证。本文引入休谟问题不可解的结论，阐明所有上帝存在的归纳论证都没有确定性，都是可错的。本体论证则属于演绎论证，但由于上帝概念的特殊性，本体论证都不免为循环论证，从而无效。同样方法可用来考察反有神信念的论证，结论表明，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有神信念论证的肯定和否定的论证都不可能。　　 明确了有神信念论证不可能，接下来讨论知识辩护。对有神信念知识上的批评可以溯源至启蒙运动。特别在康德之后，知识界一致认为理性上给出一个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此之后对有神信念的批判就集中在其知识地位上。这些批判认为，有神信念无论真假，总之是不合理性的，没有辩护的，知识上不是可靠的，这即是启蒙批判。Plantinga代表的改革宗知识辩护正是要对此作出回应。　　 改革宗知识辩护的第一个目标是论证有神信念是融贯一致的。这主要是涉及处理恶与苦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溯源到旧约。许多对有神信念的反驳都是从此入手。主要的立场就是认为恶与苦难问题，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的属性是不相容的，因此，恶与苦难的普遍恣肆就构成一个上帝不存在的证据。Plantinga运用模态逻辑的概念，论证恶与苦难与上帝的存在并不构成矛盾。在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时，上帝的全善属性和恶与苦难是可以同时共存的，因此，有神信念的体系也是融贯一致的。　　 改革宗知识辩护的第二个目标是论让有神信念是恰当基本的，在信念体系里有其合法的知知识地位。这主要是反对知识论的基础主义。Plantinga在此的工作有两部分，一是论证有神信念与其它的一般基本信念，比如他心和记忆等一样，都是恰当基本的。如果要承认这些基本信念无需证据就可纳入知识体系，那么有神信念同样可以享有这种地位。二是要论证基础主义本身是自我挫败的，不可接受的知识方案。　　 以有神信念为恰当基本，这个立场受到很多的挑战。反驳的意见认为这种辩护可以为自然主义等信念所利用，从而使各种不相容的信念都宣称为恰当基本的，从而事实上使辩护不成功。这些反驳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本文将此三个反驳命名为“大南瓜家族”。本文整理了这些反驳，介绍Plantinga对此类反驳的回应。　　 Plantinga清楚认识到，不管论证融贯一致，还是反对基础主义，这些对有神信念的辩护都是有局限的。Alvin Plantinga建构了以保证（warrant）为中心的知识论，并应用于有神信念辩护。但他能够建立的论题仅为“如果基督教信念（有神信念）为真，则其有保证”。也就是在有神信念的预设下，可以实现知识辩护。但是，许多与有神信念不相容的信念是否也可以在自己的预设下得到知识辩护？Plantinga的批评者正是以此来对改革宗知识辩护提出挑战。这即是多元困境的知识难题。如果各种不相容的信念都可以在自己预设下得到辩护，当事人在此处境中坚持其中一种立场，就有违反知识义务的嫌疑，就是某种武断和非理性。也即是，除非可以论证对方有错误，或者论证自己的立场比之对立的立场更合理，不然就无法逃脱多元的知识困境。　　 有神信念主要的对立的理论是自然主义。Plantinga为此构造了反自然主义论证，目的就是要解决这种多元的困境。这个论证的结论是，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结合是自我挫败的。本论文提出一个一般化的反自然主义论证，指出启蒙批判不管为何种形式，都有潜在的自我挫败，因此有神信念比之自然主义有比较的优势。本论文最后指出，反自然主义论证是符合常识和哲学直观的。这论证背后的思路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优势下的理性选择。如果承认有些诉诸人的论证是合理的和符合常识的，那么知识上拒斥启蒙批判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