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机构更加倾向于根基稳固的大企业,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着正规金融资金供给难的问题,使其不得不转向民间金融市场寻求社会闲置资金的进入,而民间闲置资金也在寻求获利途径,二者通过民间融资行为各取所需。近些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量迅速上升,从案件涉及面和涉及金额来看,提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打击力度势在必行,但同时也要强调对本罪的准确打击,在打击金融犯罪和保护金融创新间寻找平衡点。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准确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利于刑法充分、适当地发挥对民间融资市场的监管职能,同时确保民营企业能够通过合法的民间融资渠道满足融资需求以及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对本罪的认定应该透过其多样化的外观表现,抓住其更为核心和本质的方面,即犯罪对象和客观行为,来认定集资行为是否成立本罪。随着时代背景和任务的转化,金融刑法从秩序法益观向秩序导向下的利益法益观转变。秩序导向下的利益法益观在本罪的保护法益上体现为保护金融资源配置的管理秩序下金融法律关系的相对人的金融信用。而相对人的金融信用通过本罪的犯罪对象体现。本罪的犯罪对象应当为存款,而在难以通过资金的实际用途和去向对存款进行认定时,将其特征作为认定标准更具可行性。结合“存款”一词在金融学中的含义、在金融运作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外在形式和实质作用来看,其具有还本付息和用于资产或货币经营两个特征。而具备前者特征对存款的认定起辅助作用,因为其在区分非法集资和合法吸储上并没有区分性,故而应当从其实质用途即“用于资产或货币经营”来判断集资人所吸收的资金的属性。在本罪犯罪行为的认定上,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吸收行为符合“四性”即能够认定存在非法集资行为。但本文认为“四性”是客观行为的特征,其并不能解决具体行为是否构成本罪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需要以现有的“四性”为基础,将特性背后的行为对保护法益的现实危险性融入其内涵中。在对集资行为的非法性认定上,应当贯彻目前的二元认定标准,在不具有相应的形式认定标准或不明确的情况下,通过实质认定标准即集资款用途进行认定。在公开性和社会性方面,二者实质解决的是同一问题即“集资面向对象是否为公众”,尽管存在亲友和单位内部人员这两个反向标准,但是范围仍不能因此被明确。在市场因素介入、亲友关系不再单纯和公司体量过大、难以划分内部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市场化指引下重新设置认定标准,借鉴美国私募融资中“获许投资人”的概念并引入强关联性来划分特定对象较已有反向标准更为明确。在利诱性方面,从他人处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外部行为模式并不具有区分性,对其进行给付回报的承诺是否能够实际履行的实质判断,才能体现本罪法益保护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