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传统信息披露监管机制滞后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凸显。为应对新时代下证券市场的新变化,证券监管部门提出了问询函这一创新式监管举措,该项举措正逐步成为重要的一线监管手段之一。但问询函监管制度属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手段之一,主要通过向上市公司发放问询函的形式,对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行为加以规范。因此,该项监管制度在震慑力和惩戒性方面都稍显不足。因此,对问询函监管实施现状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对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百”或“公司”）进行问询的典型案例,追溯交易所实施问询函监管的全过程,对其进行两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及有效性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和启示。首先,对上交所实施两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南京新百关联交易公告的相关内容,发现上交所进行第一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在于公司资产收购公告中存在隐瞒关联方关系、交易定价不合理等问题;上交所进行第二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司的首次回函存在避重就轻、交代不清等问题。其次,进一步剖析两次问询函监管的效力,结合问询函监管期间公司的股价波动情况,发现两次问询函监管都引起公司股价的下降,且第二次问询函监管引起的市场负面反应更为剧烈。最后,经过案例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上交所实施的问询函监管提高了南京新百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并迫使公司终止了此次利益输送式关联交易,由此可见,问询函制度发挥了预防性监管的作用。本案例是我国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实践的一个缩影,本文的研究结论充分肯定了我国交易所问询函制度的监管效力,能够为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及投资者三方主体提供一些参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作为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从立法立规方面加大问询函制度的惩戒性,还应当健全问询函的监管协作机制,在各监管部门之间实施联动监管,并配套行政处罚性手段,以提升监管效力;作为信息披露的主体,上市公司应当规范信息披露,积极配合交易所的问询函监管工作;而投资者应当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关注并解读问询函传递的信息,降低自身信息不对称程度,理性作出投资决策,从而更好地发挥问询函制度的监管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目前学术界对于问询函监管的研究,通常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且研究角度主要集中于问询函的市场反应、信息含量、审计影响等方面,相关研究亟待深入和发展。本文基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视角,以上交所对南京新百进行问询函监管为例,在真实的案例情境中深入分析问询函制度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监管效力,并针对问询函监管实施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问询函制度的相关建议。在理论意义上,拓展了问询函监管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相关文献;在实践意义上,为证券监管部门实施问询函监管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问询函制度的监管效力,推进问询函制度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