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海洋经济实力得到了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海洋环境的污染加剧、生态持续遭到破坏等一系列约束海洋第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因此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提高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的生态效率,是推进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把海水养殖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并结合Arc GIS标准差椭圆,对中国2006-2018年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刻画分析,借助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产业结构、经济水平、科技创新和环境政策对各省区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在考虑非期望产出背景下,中国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呈波动下降趋势,结合效率值的标准差及变异系数,发现研究期内中国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生态效率区域发展不平衡,各省区间的相对差异波动式加剧。(2)中国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生态效率标准差椭圆总体呈现出“北(略偏东)-南(略偏西)”的空间演化格局,相较于沿海偏南部省区,偏中北部省区对椭圆的拉动作用更强。(3)中国分省区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生态效率类型可划分为高效、中效及低效型三类。其中,浙江省、山东省及海南省属于高效型省区;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辽宁省、河北省、江苏省和广东省属于中效型省区;上海市和天津市属于低效型省区。研究期内,部分省区的效率类型发生波动变化,如江苏省和广东省在“十二五”时期降为低效型,上海市在“十一五”时期处于中效型,天津市在“十二五”时期升为中效型。(4)中国沿海各省区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生态效率水平受产业结构、科研创新、环境政策与经济水平影响,根据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将各省区划分为产业结构主导型、科研创新主导型及环境政策主导型三类。其中,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及上海市属于产业结构主导型,海南省、辽宁省及山东省属于科研创新主导型,江苏省、天津市及浙江省属于环境政策主导型。文章根据各省区发展实情并结合测算分析结果,针对提升中国各省区海水养殖与捕捞业生态效率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加大科研创新投资力度及增强政府监管能力等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