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表现为“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儒家法律文化的精髓。但是在建国初期,这一制度被全盘否定,而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设置了完善的体现保障人权与维护人伦亲情的容隐制度。正是由于容隐制度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缺失,使犯罪人的亲属陷入亲情与法律义务的两难选择。借鉴吸收国外容隐制度的刑事立法实践与理论认识,结合我国“亲亲相隐”的法律传统与司法实践,将容隐制度定义为国家基于一定的价值考量而确立的对亲属包庇隐瞒除针对国家安全犯罪、针对亲属犯罪外的犯罪行为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并赋予亲属针对上述犯罪行为不举报、不告发、不证明亲人有罪的权利以及赋予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职业者对在业务中所获悉的除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犯罪外的犯罪行为享有拒绝作证权利的刑事制度。在我国构建的容隐制度可以按照主体的不同分为亲属容隐制度与职业容隐制度。亲属容隐制度构建的主要内容是修改现行的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赋予亲属包庇隐匿犯罪行为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权利,并免除亲属检举犯罪与作证的义务。构建亲属容隐制度应该准确界定亲属的范围,对亲属容隐行为的特征及具体表现形式进行限制,并根据现行刑法条文对包庇罪、窝藏罪等罪名适用容隐制度进行分析；职业容隐制度在我国构建则应该设置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律师拒证权。现代容隐制度重新引入我国刑事法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保障人权的价值核心,顺应了国际刑事立法趋势,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价值冲突与情与法两难选择提供了解决方案,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