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践理性的探究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成为我们行动的理由。有的哲学家认为,行动的理由应该是辩护性的,能表明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合情理的,这些理由对于所有理性行动者都具有规范性。有的哲学家认为行动的理由是解释性的:它们就是造成我们行动的原因,即动机性的理由。休谟主义者认为行动的理由必须是能够成为行动者动机的东西。因此他们否认存在辩护性的行动理由。他们认为实践理性的原则只有一条,即工具理性原则。康德主义者虽然认同行动的理由必须是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动机的东西,但他们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本身无法成为一条规范我们行为的原则,因此他们认为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也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辩护性的理由。同时他们认为这些辩护性的理由同样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动机。本文将试图捍卫康德主义者对实践理性的解释。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阐述休谟式的实践理性的解释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批评,即实践非理性在这种解释下是不可能的,同时回应休谟主义者对这一批评的反驳。我将试图表明,休谟主义者尝试反驳这一批评的策略并不成功,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解决方案则在根本上暗示了康德主义的解释才是合理的。在第二部分,我将梳理当代康德主义者对实践理性之原则的看法,说明他们是如何论证存在哪些实践理性的原则、这些原则如何为行动者提供动机以及工具理性原则如何依赖于绝对命令,而这两条实践理性的原则实际上都依赖于自主性。然后我将表明,康德主义者对实践理性原则的解释及其基于自主性对工具理性原则和可普遍化原则的解释,尽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仍然遗留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说明或澄清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康德主义者对于实践理性的解释,在经过某些恰当的修改后,仍然是可以维护或值得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