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是近年来越发愈发得到重视的一门学问,在历史上,它主要是依附于汉初的“文景之治”而为人所知的。^[1]1973年马王堆“黄帝帛书”的出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经唐兰、余明光、陈鼓应、吴光、陈丽桂等学者的努力,有关“帛书”的文本、成书年代、含义等内容的研究已得到卓有成效的进展。然而在有关汉初政治具体情况、黄老之学与汉初的历史、政治结合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实际上,曹参在百家之学中选择黄老之学除了符合社会需求还有其他的考量;汉初惠、吕、文、景诸统治者除了“与民休息”的施政准则外,还积极学习了了黄老之学有关“刑名”的思想;汉初的少文、宽刑中已然逐渐完成了法制的制定,完善了官员管理制度,为武帝时期的文备、重刑做好了准备;汉初统治者完成了由法家政治到黄老政治的过度,并最终构建出一套内外相异的施政方略的,为后世统治者所广泛沿用;作为学术思想的黄老之学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黄老之学也存在着差异;有关这些历史的细节,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一笔带过了。而他们正是黄老学说影响于汉初政治最为典型的地方,在这些细节中正能体现黄老之学与汉初政治揉合而又有章法的特点。本文便试图阐述探讨这些问题,发掘其内在价值,为黄老之学对于中国学术、政治的重要意义发声。